2008年11月8日，由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报批国家卫生部后，将在全国各大医院，特别是三甲级医院的精神科推广使用。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国家。
自从标准出台之后，引起了网民的非议。其中，大家集中攻击的地方在于，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上网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3个月。
网民们通俗地理解，就是，一觉醒来，成了精神病了。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之下，绝大多数网民的上网时间每天很容易超过6小时。另一方面，由于 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明确规定，网络成瘾去精神科而非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治疗，同时规定了网络成瘾治疗方案的知识产权归属标准制定方， 其他组织机构如使用方案，均属侵权，存在商业利益寻租嫌疑，导致了进一步的争议。
抛开商业与政治的是是非非，站在心理学的学术角度来讨论，我们真的需要《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吗？
我的答案是不需要。
首先，直到今天，DSM -IV并没有出台任何关于成瘾的有关条文。
DSM-IV全称是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2der – IV，中文全称是，《心理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它是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PA）1952年组织精神病学家编制成功第一版，1987年开始发表第四版，也就是现在通用的DSM -IV。
由于从1980年正式出版的第三版开始，DSM包括了一整套翔实的临床诊断标准，使得DSM快速流行起来，成为当今世界上主流的精神病学的事实上的世界标准。即使是中国自行开发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目前也日益出现朝DSM-IV靠拢的趋势。
DSM-IV配套资源的完善（有着非常丰富的软件、教程、测验、治疗方案），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各国心理学者往往也会优先考虑使用DSM-IV而非本国自行开发的标准。
作为一项事实上的精神疾病诊断的世界标准，DSM-IV代表着心理学、精神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合并某些病症，取消某些病症，新增某些病症，均代表着某一特定时代的科研成果。
在学术意义上，”成瘾”是指对某一物质或刺激物的病理性使用或滥用。然而，DSM -IV并不存在关于”成瘾”的描述，从未使用”成瘾”来描述人们对物质或者某一刺激物的滥用。比如，DSM-IV存在酒精依赖，但是并不存在”酒精成瘾”的描述。
因此，在心理学界，与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Young,1996）的通俗称呼相对应的是，对于网络成瘾更学术的称呼是：”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作为一项国内标准，如果希望得到国际精神病学界的认同，我们至少应该采取与国际主流标准相类似的学术体系，比如，应该制定的是《病理性使用互联网诊断标准》，而非《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标准制定者本人，也承认应使用PIU而非IA这种通俗意义上的术语，那么，为什么还称之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呢？难道DSM-IV可能为了引入中国学者制定的标准，而将所有的”依赖”而换为”成瘾”吗？
其次，标准应该反映的是研究者公认的研究结论。
找出一篇2001年，我当时主持的一项课题《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一篇论文《网络成瘾的剖析》（全文阅读，参考：http://www.anrenxinli.com/research/articls/wangluochengdepoxi）。其中，提到了网络成瘾的分类，在此部分，参考了国际上最早研究网络成瘾的Young的分类，将其分成以下类别：
1、网络性成瘾(Cybersexual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要么沉迷于观看，下载和交换色情作品，要么在成人幻想角色扮演聊天室中乐而忘返。
2、网络关系成瘾(Cyber-Relational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将全部精力投注于在线关系或是虚拟偷情之中。在线朋友很快变得比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更为重要。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导致婚姻不和与家庭的不稳定。
3、网络游戏成瘾(Net Gaming)。此类成瘾者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花费在网上赌博，游戏，购物和拍卖等活动之中，并且往往丧失工作职责，破坏重要的人际关系。
4、信息收集成瘾(Information Overload)。此类成瘾者花费大量时间致力于在网上查找和收集信息，伴随有强迫性冲动倾向和下降的工作效率两个典型特征。
5、计算机成瘾(Computer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沉迷于电脑程序性游戏以致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工作。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则将网络成瘾分成，
一、网络游戏成瘾；
二、网络色情成瘾；
三、网络关系成瘾；
四、网络信息成瘾；
五、网络交易成瘾。
显然，国内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参考了Young等人的分类，对应起来，我们会发现国内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提及的”网络交易成瘾”与计算机成瘾(Computer Addiction)有所冲突。那么，究竟谁的划分更科学、更合理呢？显然，存在争议。
同样，关于”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的测评上，照样存在大量学术上的争议。最早研究PIU的研究者Young基本上是参照DSM-IV对物质依赖的测评标准，制订了网络成瘾的8条 衡量标准。这8条标准引用如下：
- 你是否沉溺于互联网？
- 你是否需要通过逐次增加上网时间以获得满足感？
- 你是否经常不能抵制上网的诱惑和很难下网？
- 停止使用互联网时你是否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和不良的生理反应？
- 每次上网实际所花的时间是否都比原定时间要长？
- 上网是否已经对你的人际关系，工作，教育和职业造成负面影响？
- 你是否对家人朋友和心理咨询人员隐瞒了上网的真实时间和费用？
- 你是否将上网作为逃避问题和排遣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
Young代表了PIU诊断的最早标准，侧重的是PIU引起的行为和情感症状。之后的研究者，如Davis等人，则强调PIU引起的非适应认知 症状。台湾的陈淑惠与大陆的雷雳，则试图将知情意以及PIU引发的不良后果，都包括进来。这三条测评路线，都是以来访者自诉为主，填写自评量表。新一代的 研究者，则更注重非自评式手段的测评，比如，重心放在比较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的时间知觉与脑电图上。
如上所述，PIU作为一项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它的分类，还是它的测评，并没有形成共识。作为一项将在未来20年内，指导一线工作者使用的标准，引用并不成熟的研究结论，并不妥当。这或许是DSM-IV尚未正式公布PIU有关条款的原因。
最后，《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出台弊大于利，并不符合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心理学向来以负面的心理状态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抑郁”、”焦虑”、”分裂”为主题的论文在心理学文献中汗牛充栋。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心 理学家开始意识到，除了减少人们的消极情绪，心理学还应该增加人们的积极情绪；除了帮助病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理学还应该帮助正常人过上更好、更充实的 生活。于是，一门名为”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学科应运而生。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本质上与”抑郁症”诊断标准是属于同一性质，仍然侧重的是人们的消极行为。考虑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消费者往往是家 长，而家长在强势媒体与强势医院的诱导之下，对自己的孩子贴上一个精神病的标签，弊大于利。同时，PIU的绝大多数问题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孩子自身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家庭小环境这个生态链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让幼小的孩子来承担这一标准，显然不合学术常理。
如果将PIU当做一个因变量来对待，我们会发现，多数原因并不在于孩子自身，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还给孩子贴上一个”网络成瘾”的标签，这究竟是鼓励孩子破罐子破摔–”反正，我都网络成瘾了，更应该玩游戏”，还是真正为孩子的身心发展着想呢？
与DSM-IV相对应的是，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发现人们的优势而非心理疾病，前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赛林格曼等人牵头编制了一整套人类优势识别器。既然，抑郁难以避免，我们为什么不关心人类的幸福感、幽默呢？
同样，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近来的研究者更关注与PIU相对应的概念–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朋友郑思明在她的博士论文《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详细研究了此问题。
在对52名来自《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出台的研究基地的”确诊者”与正常人群进行质性研究之后，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将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划分为一个”四分型”的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同样，研究发现，一些促进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相关因素，如下图所示：
可以说，与其制定《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不如思考如何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上网行为，制定健康上网行为促进体系！
备注：
1、一个小广告：由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雷雳博导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行为量表》（文献可参阅《心理学报》），作为一个较好的衡量PIU的测评工具，已将版权授权于北京安人测评技术有限公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安人公司（http://www.arcp.cn）进行研究或咨询使用。
2、陈猛（2001），网络成瘾的剖析，北京安人测评技术有限公司内部资料。这篇文章详细综述了网络成瘾的学术渊源与相关建议，全文下载与阅读，敬请参考：http://www.anrenxinli.com/research/articls/wangluochengdepoxi
3、最早研究网络成瘾的Young：http://netaddic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