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

在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患者面对破坏体形的手术、痛苦的化疗和死亡的恐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泰勒观察到，与其他患者相比，那些积极“自我安慰”的妇女在应对中表现出了更好的适应。

泰勒发现，有益的错觉使患病的妇女萌发了做三件事的愿望：

• 了解患癌症的原因以及癌症在她们生命中的意义，获得控制感；
• 掌握自己的病况，掌握自己的生命；
• 面对悲惨的经历重建自己的自尊。

下面是她对这三方面的的具体观察。

一、尽管乳腺癌的病因连医学家们都不能完全了解，然而，那些积极错觉的妇女中有95%的人相信她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患上了癌症。有的人抱怨不幸婚姻给她们带来的压力，有的人提到了遗传、误服避孕药以及不合理的节食。甚至还有人提到“那是因为她又一次被‘飞盘’撞到了胸部！”。她们对病因的“了解”似乎让她们心理上好受了许多，这可能会让她们感到“命运并不无常”，自己并不是命运的“弃儿”。

还有许多妇女觉得，她们得了癌症之后某些方面使她们生活的更好。有的妇女说“你会发现，亲情——你所认识的人和你的家庭——才真正是你拥有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不过就那么回事”，有的说，“得了癌症之后，我每天能够感受到更多！朋友们送来的一束玫瑰，早晨起床时听到的清脆的鸟鸣，都让我感到生活如此美好。”

二、患癌症带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抗拒这种感觉，三分之二的妇女表示坚信，如果她们正确思考，正确行动，她们就有能力抵御癌症的复发。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认为如果你感到你在控制它，你对它的控制达到某种程度，你就能完全拒绝再患任何癌症”。

三、突如其来的沉重疾病往往会削弱人的自尊心，虽然她们并没有过错。通过和其他人的对比却有助于她们重建自尊。一位妇女这样评价自己和病友：“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得非常好”“有些妇女不够坚强，她们崩溃了，变得心神不宁”。

很显然，错觉促进了那些妇女的积极自我调适。那么，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是什么呢？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基金的资助下，泰勒和她的同事们对艾滋病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跟踪研究。

对艾滋病患者的研究

1992年，泰勒的研究比较了550名检验过艾滋病毒(HIV)的男同性恋者，其中一半人检验出HIV阳性，另一半为HIV阴性。虽然HIV阳性的人患艾滋病的可能性比HIV阴性的人大的多，他们当中却有更多的人“相信”自己将不会得艾滋病，如有的认为“我不会得艾滋病，因为我已经具有一种免疫力”，还有的认为“比起其他同性恋，我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更有能力消灭艾滋病毒”。

虽然他们的这种“相信”是一种错觉，但他们确实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和那些悲观者相比，他们的苦恼水平较低，有益健康的行为（如健康的饮食、锻炼、睡眠充足）也更多。

近年的研究中获得了更大的突破。除了跟踪研究中发现积极错觉的艾滋病人存活的时间更长，生活中的感受也更丰富外，临床上的生理指标也表明：与那些接受现实的艾滋病患者相比，存有积极错觉的患者身体内有更多良性的CD4 T淋巴细胞和更少的艾滋病毒！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发现。它和当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当代医学已经不再固守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而普遍地意识到，精神和躯体或者说是心与身体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共同作用于人类个体的全部活动。

减轻死亡焦虑

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中指出了积极错觉的另一个益处。他认为，思考死亡的能力会引起人们的存在恐惧（existential terror），于是内心很大一部分将用来应对这种恐惧。贝克尔认为人类对自己品德、力量和价值夸大的“积极错觉”使生命充满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恐惧。

92年心理学家格林伯格（Greenberg)对此进行了验证。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以积极的语句描述一部分参加者的个性，如“你的个性很有力量”；而以中性的语句描述另一部分参与者。然后，在所有的参与者都看一段死亡主题（如尸体解剖）的录像后，对参与者进行焦虑测量。

结果表明，那些得到积极个性反馈的人看完录像后焦虑程度远远比获得中性个性反馈的人要低。也许，正如贝克尔本人所说，人类如果没有对自身力量和价值一定程度的“夸大”，个体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恐惧和焦虑，并由于意识到自己最终会死亡而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与错觉共存”。（Becker,1973）

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错觉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前期的儿童是相当自我夸大的。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远远地超出了他们实际的水平，“似乎什么都难不倒他”。但请不要小看这些可笑但是非常积极的错觉哦，儿童心理学家比约克荣和格林（Bjorkund & Green）认为，儿童期的“积极错觉”有利于儿童语言的获得，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和运动技能的发展。“对自己能力不现实的乐观看法……对自身局限性的无知使孩子们乐于尝试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行为。”

成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表现的没有这么直接可爱。比如一个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非常乐观，人们总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他人的未来更好（如有幸福长寿的人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不会遭遇严重的事故等等）。虽然将来不可预期，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将比别人过得好显然有一点“错觉 ”，呵呵，然而这个错觉确是有益的，它让人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将来。

积极错觉还常常和创造性、建设性的工作有关。那些认为自己能力强（实际情况可能不然）的人在工作中更努力，也更有恒心，通常表现也更出色。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这么总结道“过分虚假的判断的确会引起一些问题。然而，对自己能力的乐观评价如果与可能的情况差距不是很远的话，是有利的，倒是真实的评价会限制自己。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倾向于高估，这也许是个优点。因为如果他们总是如实评估的话，他们将很少遭遇失败，但也不会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超越平常的表现”。

人类的心理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一般情况下，准确地评估自身和客观的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和适应。然而有些时候，积极的错觉让我们更积极地面对世界，改变现状。特别是对严重疾患的病人来说，积极的错觉降低了他们的死亡焦虑，提高了患者的控制感和自尊，也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治疗和自身康复的过程。

在我国烈士纪念碑往往是公共性的，无名的，它更多是一种标志或象征，代表了“无数”死难的英烈。然而对于烈士的亲属来说，他们来到这里，走在空阔的陵园中，站在高耸的纪念碑前、徘徊在成荫的松柏下时前却触摸不到与亲人真实的“痕迹”。没有人知道他们来时急切期盼的心情，他们看到了浩大的陵园和纪念碑，有几分安心，却也不无几分失落地走了。

国外的纪念碑如何设计呢？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或许是一个好的参照。华人建筑师林璎设计的这座优雅又有冲击力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刚刚获得美国建筑师学会 AIA2007年度的“25年奖” (Twenty-five Year Award)。

越战影响了美国一整代人，对它的反思自60年代起一直影响到今天。它既是影响国家的公共事件，对于参与这场战争的千千万万家庭，又是非常具体的，引发多少亲人的回忆、创伤和追思。 越战纪念碑很好地把握了公共反思与私人祭悼追思空间的平衡。

“纪念墙壁平面为一个平放的V字形（V是越南Vietnam的首个字母），东翼指向华盛顿纪念碑，西翼指向林肯纪念堂，在几米高的黑色的大理石碑墙上，刻着五万七千多个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姓名。整个碑墙被置于大片草坪中，用绿地衬托碑体。林璎用两边高中间低的标高差形成的天然地形使碑文所铭刻的名字从两边向中间不断增多，使人由心底里萌生一种奇异的心理，具有无可抗拒的感染力。（引自维基中文百科）

参观者由由纪念碑的一边进入，黑色大理墙体上逐渐增加的逝者名字使参观者“沉入”那场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或反思或缅怀亲人的沉重中，纪念碑体高度又逐渐降低，延伸至地平线，参观者的心情也渐渐得以平复。“在走向这没有英雄形象的纪念碑下，在这刻满了死去人名的大墙下，人们思考着战争与和平，慰安无数美国士兵牺牲他乡的灵魂”。

笔名为思公的旅美作家在参观越战纪念碑后很受触动，他记道“尽管他们明知墙下并没有亲人的尸骨，但他们仍然把黑墙看成是与死者联接的唯一纽带。他们用各种方式哭祭自己的亲人，其中最感人的是每天遗留在墙下大量的信件”。他译录了一些片段：

“亲爱的比尔：今天我到这纪念你，想念你，我哭了。你走了，我并不能理解这个原因，但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记得你婴儿时的样子，还记得你上学和死去的日子。我非常想你。我看到黑墙上刻着你的名字，那是我给你起的。我觉得离你很近，你也许走了，但决不意味着我对你的丝毫忘记。我所分享的爱将伴我终生……非常想你，爱你的妈妈”

“约翰：尽管我猜你可能在这，但我还是非常愤怒地发现你真的在这了。我真的希望，哪怕死去也要把你救出来，让你能回来。我来过两次了，只能承认你走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停止在世上不断寻找你了。我必须在没有你存在的情况下独自生活了。”

或许有人会问“死者的灵柩或骨灰并不在纪念碑下，为何他们要来此地祭悼呢？”这是因为越战纪念碑不但提供了追思的私人空间，而且有许许多多从全国各地 赶来的参观者、逝者家属共同见证，大理石碑上秘密匝匝的名字陪伴着逝去的亲人，参观者无声的走过构成了祭悼者的心理背景空间。在此每一个私人的缅怀追思也构成了集体对那场战争所带来“灾难”的共同缅怀。

相比之下，我国各地的英雄纪念碑大同小异，更多的是一种标志或符号，加上国人不注重细节不重视个体，无法或没有将烈士名录一一列上，也很少以可以亲近的方式让亲属接触到（越战纪念碑上的名字可以被亲属抚摸追思），在公共纪念碑的“历史宏大叙事”中湮没了个人生命的印迹，也多少让来缅怀烈士的亲属们心中有些空荡无着落。

如果说作为纪念物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是成功的，那么相形之下，德国慕尼黑的达豪dachau集中营就要逊色许多。达豪集中营里既有原先的建筑物、历史实物的展示和教育，又有供参观者沉思的“纪念屋”。在此历史和记忆的界限模糊了——哪部分是“真实”，哪部分是重构甚至被替换了呢？另外，触目惊心的屠杀设施和遗址让参观者坚于呼吸，许多犹太死者的亲属更多是被“带回到”那个残酷的场景，无法安静地缅怀亲人，只能来过又匆匆离去。在集中营的留言本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有人留“永远不要再发生”，有人表达对希特勒的愤怒，常常是有人提起一个主题之后其他人跟着留言，留言变成了来访者之间的交流，而非对逝者的追思和缅怀。

公共纪念物如何兼顾公众的私人和公共心理空间，以上两个实例的不同效果提供了生动的说明。这不但对我国的公共纪念物设计有所启发，对国内正在推行的墓葬改革也深具启示。在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海葬”、“墙葬”、“树葬”等等形式之所以不能被更多人接受，除了“落土为安”等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这些墓葬形式缺乏一个亲友聚集的公共和私人追思空间也是重要原因。“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旧时家人清明前后相约而聚，于先人墓前清除杂草，描红碑刻，奉食祭酒，依次跪拜祭祀先人，这一系列的程序家族成员的共同参与提供了家族亲人间的某种心理联结，每个个体的祭拜又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凝视下获得心理支持和某种见证。

设想将来的“海葬”、“墙葬”、“树葬”等如能考虑到亲属们的这些心理需求，相应地设置一个较开阔的纪念空间，留下逝者的某种联系（名字或代表性的遗物），供亲属们祭悼缅怀，慎终追远，新的墓葬形式应能得到国人更大程度的接受。

卫星拍摄的越战紀念碑

注：本文对越战纪念碑、达豪集中营等纪念物心理空间的思考参考了瑞士心理学者Tania Zittoun的一篇书评Memorials and Semiotic Dynamics，发表于Culture & Psychology 2004年第4期。

幸福课小编导读：迷茫的现代人，该何去何从？是选择宗教？还是问道内心？本文介绍了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的《宗教与神话》一书中的《社会变迁与宗教皈依》，借助于人类学与历史的框架，尝试为人们理解现代社会的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提供一些线索。

一本好的书常常是读的时候觉得好，过后还会让你若有所思。《宗教与神话》（李亦园 著）就是，我最近还常常回过头去想里面的一些篇目。

《社会变迁与宗教皈依》是我尤感兴趣的篇目。概因中国这一百年变化之大，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台湾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其间的历程以及伴随着的民众心理转变都是最有意义的题目，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之今天的变化正是台湾在二三十年前经历的。当今中国各种宗教、类宗教、迷信的兴盛，背后正折射着民众复杂的心理转型。

此篇以玛丽·道格拉斯的理论为本，以个人的角色规范（称“格”）和群体约束力量（称“群”）为两个维度，将各种社会中的个人分为四种类型：群强格强，群强格弱，群弱格强，群弱格弱。中国传统社会是群体约束很强，个人的角色规范也很强的社会，想想中国人事如此多的义务（以及不服从的相应惩罚，各种族规），便可知道确实如此。如下图所示：

文中认为不同群格类型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将会选择和他们相适应的宗教类型。其中有一类称“反仪式主义的仪式”犹有意思。

“他们反对仪式，认为那是空洞的符号，他们所看重的是内心直接的沟通，他们不修边幅，他们我行我素，追求自我心中的理想”。比如一种是“集体入乩”，类同于“为神附体”时的精神恍惚状态。来求诊的信徒查常常有“相当剧烈的入乩举动，包括跳跃、打拳、舞踊、歌唱，有时且有模仿“性”的动作等等，他们经常发出一些无意语，甚而说出一些并非他们自己母语的语言……”。

调查发现信徒中四分之三来自低阶层社会，多为“谋生不易、脱离原籍地的社会关系迁移到人地生疏的大都市”，“是一些无所归属、无所认同、个人角色地位极模糊的人”。用上面的术语来讲，他们的群和格都很弱。

和他们类型相似社会经济地位却迥异的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是高知识的个人倾向的人。这类人也反对“空洞的”仪式，追求与内心直接的沟通。我想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名士风流。

魏晋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战乱连连，生命朝不保夕（看看那些名士们的下场就知道了），个人的无常感（反过来说也就是生命感）都特别强烈。儒家的思想这时候早已丧失了它的权威，大家乐衷于谈论佛理玄学。值此礼崩乐坏生命无常的时代，这些天资绰约的名士选择了什么了？或谈经论道，或对酒当歌，或假琴棋书画以寄意（这期间的艺术家不胜枚举。世说新语里几乎人人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家”，而且还绝不是现今常见的一些小情趣，从武者到文人，都是直指生命真意的），其共同点都是“反对空洞的仪式，他们所看重的是内心直接的沟通，他们不修边幅，他们我行我素，追求自我心中的理想”。何其相似啊。

浮萍无依的都市边缘人和魏晋时的名士，时代不同，经济社会地位不同，文化水平亦悬殊，其内在机制却有相通处。

这内在牵涉到一个大的命题，也就是一个群体/个人选择某一种信仰，其或显或隐内在实际都有一定“吻合度”方可如此切入人心。如在社会大的范围内流行，其民众内在心理机制犹有可察处。

你和儿童玩过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吗？来，先和4岁的小朋友玩，你发现很容易就能赢他，你或许笑了“这小孩有点傻，还不知道猜我的心思呢，刚才出什么现在还照着出！” 接下来你再和五、六岁的小朋友玩，这下赢得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常常输！有的小孩“鬼”得很，比如这一个赢了还很开心地自报“秘诀”：“我刚才出了剪刀赢了，他还会猜我继续出，可我偏不！”

差一、两岁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小孩子怎么一下子变得鬼机灵起来了？这正是研究自我的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李晓文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借助许多这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兴味盎然的现象，用心理学之“眼”来“洞悉”儿童自我发展的奥秘。

自我是什么？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隐而不现却又似乎无时不在。我们和它须臾难分，但又似乎无从把握。在心理学家眼里自我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有形的物，而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种机能，即调节自身的机能。自我依据什么来进行调解呢？你也许猜到了，是自我的需要，而自我最基本的需要是肯定自身！（书中把这种个体倾 向于自我肯定的基本价值倾向称为自尊需要）

有了满足自尊的内在需要，生活里便有了儿童下面的表现：幼儿园的小孩会抢着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只为了多得到一点关注和表扬。有些孩子没准备好也急着举手，真被叫到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初中又不一样了，他们不急于回答问题，只有问题有一定难度自己又准备好时才肯举手。这种不随便举手的“矜持”正是 他们避免被认为能力平平的一种策略……由于不同年龄的儿童认知理解能力有差异，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指向都一样，都是要维护自身的价值，满足自尊的需要。

满足儿童自我肯定的需要在儿童早期特别地重要。出生伊始，婴儿饿了，母亲就来喂他，他移动眼睛，母亲的脸就为他出现，有了“随时待命”的母亲，他似乎是“无所不能”的。稍微大了点，他开始能够分辨不同的成人，自己爬着玩，常常一边爬一边回头看母亲，爬出一小段赶紧又回到母亲身边，似乎进行着“情感充电 ”，以备下一次的“远征”。再大一些被称为“反复期”，他的行为举止有时似乎很奇怪，他也许会不停地打断母亲正在做的事，“要求”母亲关注他，当母亲伸出 手来抱他时，他又推开母亲的手。这时候儿童似乎既想独立地探索外界又缺乏足够信心，“内心里做着斗争”。

对母亲来说这也是一个情绪上的困难阶段，既要鼓励分离，又不能拒绝；更大了一些，儿童能够在头脑中“保留母亲稳定的形象”，母亲即便不在身边，他也能够安 心地做自己的事。以上是对婴儿从完全依赖母亲到慢慢独立成长周期的一个大致勾勒。不难感受到在这期间，母亲充分地满足了儿童的“自尊需要”，有了温暖的情 感依托，儿童才可以放心、独立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在而后很长的成长期，儿童在抚养者的关切和指导下通过现实性的努力和探索来真正满足自尊，从而用现实和独立逐渐地替代幼年时虚幻的自大感。我们可以看到，健康的独立和自主正是脱胎于良好的依恋关系。这真是自我发展的奇妙逻辑！相反，如果这个阶段母亲不能恰 当地满足婴幼儿的需要，他则很容易感到焦虑，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安全、冷漠或是变化无常的。这种自我深深的焦虑会一直延续到成人期，这已经为当代大量的依恋研究所证实。

自我发展还离不开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提高。所谓观点采择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逐渐了解他人的观点，并且将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协调。在本文的开头，4岁的儿童正是因为还不会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所以大人才“屡屡得手”。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自我意识是在人际交往中慢慢形成和发展的，没有“他” 也就无所谓“我”。儿童先是零星地了解个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小文爱干净”“小文很聪明”“小文有时不肯帮助小朋友”等，而后逐渐能够综合内化群体多 方面的观点和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自我意识，如“小文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不够热心帮助他人”。

可以看出，在日常行为中儿童自身慢慢地变成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者，同时对自己的评估也逐渐客观化。儿童拥有了反观自身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他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开始有意识地调控自身了。书中作者设计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变化：儿童如果在游戏中输给了对方，“4岁组的85%的被试表现出的是不掩饰情绪的反应，比如气呼呼的，不高兴甚至当场哭了起来，而5岁组有55%的被试出现了掩饰情绪的反应，而6岁组则有85%表现出掩饰情绪的反应”。

儿童虽然有着自尊的天然需求，但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如何来满足它。比如有些儿童经常欺负同伴，只是为了“让他们怕我，我才威风！”。自尊需求在正常生活中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以其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要求学校能够创设更多的机会——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儿童都有机会在活动中满足内在的自尊需求， 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独特的兴趣和需要。书中介绍了“新基础教育试验”在这方面的尝试，除了开展丰富的活动外，他们实施动态变化的班级角色分配制度，班级的干部角色和其它岗位定期进行变换。这样学生不再把小干部的职位看作某种特权，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承担岗位和相应的责任，也在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观点采择的机会，自我意识也变得健康成熟起来。

儿童的学校生活中免不了有失败的时候，而竞争的结果只能维护胜利一方的自尊。这时候良好的伙伴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一位小朋友所说“如果好朋友赢了 我，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自己不如他呗，下次努力点再来！”同样这种情况下，赢了的一方也会很乐心地帮助自己的伙伴提高。这样不但不伤及儿童的自尊，而且还有助于儿童在活动中树立一个新的目标，从而促进个体的进步。在这种“良性竟争”的氛围中，群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进步。

科学研究后面都隐含着哲学的思考，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把人定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理性的动物，强调符号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具有“意义”，也就是强调人的行为受他理解的意义支配。意义的引入是意味深长的。既然自我调节的主体对事件和情境的主观意义存在各种理解，由此进行的自我调节必然是丰富和多样的，而且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既表现为有意识的目的性调节，也表现为无意识的反应性调节；既有积极的自我调节，也有消极的自我调节；既表现为弥补缺失的调节，也表现为促进成长的自我调节。”对此的深入反思有助于恢复儿童自我调节的丰富性，使得自我发展的研究更贴近儿童的生活也更具现实意义。作者对不同适应水平学生的自我调节和发展做的研究（第四章），探索了儿童不同的自我调节机制，其表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书中既有对自我发展理论的梳理，涵盖经典自我理论、前苏联维-列-鲁学派、当代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和国内外新进的研究，也有作者本人围绕 自我发展进行的长期教育科学研究和实践，思考深入而又富于现实意义。文中有许多里面的一些素材直接引用自学生，读起来十分鲜活生动。我们不妨引用书中一年级儿童描绘春天的富于想象力的短句来结束本文。“我是春天的柳条，河水清清的，蓝蓝的，我双手去摸它，一碰到它，它就笑了，笑出了酒涡，一圈一圈又一圈 ”。自我的发展正如同孩子的想象力那么丰富和充满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