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洋溢在你的笑眼里：“太好啦，这下你可以发挥专业特长了！”

“嗯呢，面试时我那个紧张啊，人生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我郑重地说道，“也亏他们是国际学生办公室的，看惯了英语烂的人。之前以为只是去看看片子，结果还问了一堆很烦的问题，我胡吹乱跑一通，他们就上当了……“

“呵呵，人牛不怕英语烂。“你照例拍拍我的肩，一脸轻松。

“关键是人不牛，英语还烂。”我赶紧解释，“昨天面试后，我觉得肯定没戏了，结果今天跟我说上了。我估计是没人报名吧，这个职位只给国际学生，所以我觉得报名的人肯定很少。“

“嘿，你怎么又来了？！不要滥谦虚！！！“你骤然严肃起来，随即叹息道，”中国人果然是习惯贬低成功、强调失败，自我批评、督促进步。“

“呃？那——西方人习惯怎样？“我忽然来了兴趣。

“反面咯，强调成功、回避失败，自我肯定、步步为‘赢’“。你还真是喜欢四个字、四个字地拽文呢。

“具体说说呢，有证据没？“我将信将疑。

“嗯，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东亚和欧美之间有很多证据的。先说个对小日和老美的研究吧，让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完成相同的任务、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失败后，小日犹豫的问题是‘我的表现不会比其他同学好吧？’，而老美犹豫的问题是‘我的表现怎么会比其他同学差呢？’ 当他们同样地遭遇失败时，小日倾向于认可任务是重要和有鉴别力的，而老美则完全否认这一点。小日在失败后比成功时的坚持性更高，老美则又相反。“

“大概老美都自我感觉良好吧。”我似乎有些同感，“且不说老美了，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都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你看他们打篮球的时候，一上场就煞有介事地‘指导’大家组织进攻，神情激动地催促队友传球给他们，可是一旦拿到球，也不管形势什么样，除非自己胡抛乱扔地把球弄丢，绝对不会再把球传给别人。’中土’的孩子打球反而是太过‘谦让’，更常见的对话是‘刚刚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投呢？’‘我不行，还是传给你好。’ 这也成问题。你说，这样的文化差异，如果从效果分析，哪一种更有效？“

“其实，也未必要争个孰优孰劣，只是适合不同的文化罢了。在中国，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美国，骄傲催人进步，谦虚错失机会。东亚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看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对成功的敏感性低、对失败的敏感性高，因为失败告诉我们哪里会需要改正。你想想小时候，如果意外地考了个好成绩回家，你爸妈是什么态度？如果考砸了，他们又是什么态度？“

“嗯，想想啊——考好了吧，比如90分，他们会问最高分多少、比你高的有多少、怎么没有考得更高、错了什么不该错的……即使考了100分吧，他们也会觉得这是应有的水平，可不能骄傲，还得保持，还得更努力。”看你频频点头，我继续说道，“如果考砸了，则免不了会说‘早让你多用点心，别看那么多电视吧。’‘看你多粗心，错这么些不该错的地方，基础还是不扎实啊，还不要多做点题。’之类的话。”

“嗯，研究者通过问卷、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结论也基本一致：大陆、台湾和日本这些东亚的妈妈们对于孩子的表现、尤其对于失败，格外强调努力的作用，而对于孩子的成功则轻描淡写，生怕随之而来的自满会削弱孩子继续努力的动机，也担心自尊心太强的孩子在失败时容易受挫，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在欧美社会，自尊心、自信心被看作是成功和幸福的关键，欧美的妈妈们把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为主要的教育目标，在日常生活中高度地鼓励和强调，认为这些是令孩子在失败面前保持勇敢和执着的护身符，家长的任务就是通过给孩子提供积极的反馈来保护和建立孩子的自尊、自信。”

“这么说，两种文化中对于成败的不同价值观，通过家长的教育，进入我们的思维体系，左右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和认识咯？”

“嗯，这是当前被普遍认同的一种机制。比如有关讲故事的研究发现，东亚的妈妈们常带着更多的教育性，向孩子传达不听话或者犯错误的后果；而欧美的家长倾向于肯定孩子、回避失败。从北大毕业后到康乃尔大学研究‘自传体记忆’（就是关于个人成长史和自我体验的记忆）的王琪老师发现，在可以追溯的最早记忆中，中国孩子往往是对日常的共同生活事件进行简单的描述，没什么感情色彩；而美国的孩子则会以自己为叙述中心，侃侃而谈具体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记忆内容。”

“未必吧，我比较早的记忆中，情绪还挺跌宕起伏的：2岁左右上的幼儿园，哭着闹着不肯去，被架在爸爸的自行车上后无计可施，绞尽脑汁地佯装听话，乖乖地提出自己下地来走，脚一着地就像脱缰的野马，撒开腿就往家跑，被老爸追的那个惊心动魄啊……”

“呵呵，他们的发现是基于群体的大样本水平，相同文化中个体间的差异肯定也有。有兴趣你可以多问问身边的朋友，看看大家对自己最早的记忆是些什么内容。王琪发现美国孩子最早的记忆能追溯到3岁半左右，中国的孩子大约晚六个月，也就是在四岁左右。与美国家庭相比，中国的亲子对话以及孩子自己的叙述中，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涉及都多得多。”

“真的假的？我们的教育有这么严肃么？”

“没有比较很难有体会的吧，以后你可以留意看看。”

“哦，好吧。”我默默地点点头，“坦率地说，和一个学心理学的讨论问题，有时真的会比较郁闷。”我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不过，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心理学学生的认识。以前对心理学的认识基本是狭隘的，会认为对方在暗处，而自身在明处，这种自认为的不平等对话，会让自己的语言有格外小心的对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自身的束缚，所以说会郁闷，尽管事实往往与自己的感觉不附……当然，我认为这种心理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反映。”

“各个专业都会影响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的联想罢了。”你并没反对我的说法么，“在我看来，对别人进行分析和推测的倾向并不是心理学人专有的，你肯定也遇到过不少喜欢根据自身经验去解读不同年龄、地域、专业或职业的人。我反而以为，心理学人应该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主观判断，所谓的‘第三只眼’，因为对‘刻板印象’和‘标签作用’的危害有更多的认识，推断的同时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机制监控着自己：不要武断、不要轻易下结论。”

“好吧，今天的对话深刻地教育了我，第一，不要卖弄谦虚，第二，不要卖弄深沉，第三，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我试图配合地做个总结。

“呵呵，很好，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汗…”估计你也是深深地中了说教的“毒“，动不动就给我来一棒。

“别汗啦，我们都一样，文化的烙印、教育的影响，摆脱不掉的，扬长避短就好啦。出来混，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增强信心才好！“

“好好好，轻松愉快比较好！“赶紧趁势收住，省得再被你教训。再有价值的知识，还是得有好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参考：

Ng, FF, Pomerantz, EM, & Lam, SF. (2007).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parents’ responses to children’s success and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respon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43(5), 1239–1255

Contrast of US/Chinese memories shows impact of culture on self-concept

枝头的乌鸦，清脆地穿过宁静的清晨。我看着渐明渐暖的天空，若有所思地对你说：

“小时候，上学的路旁有许多高高的松树，常看见喜鹊飞来飞去，我就喜欢以每天是否看见喜鹊、看见几只、奇数偶数……来预测当天的运气，还对这个判别方式的 完善乐此不疲。”

“哈哈，就像远古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蒙昧崇拜，为天地日月、山川鸟兽与自身的关系绞尽脑汁。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还编出了完整而系统的《易经》，来观天地、测吉凶，真是厉害！”

“可是，几千年下来了，我们斟酌、检验、抛弃和修正了那么多解释自然与人类的道理，我们确实找到了绝对真理么？有可能找到么？它真的存在么？”我不解地盯着你问道。

“唔——这还真是永恒的命题呢。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万物、圣经是绝对真理；伊斯兰教说真主主宰一切，古兰经传播真理；佛教说万物皆空，真理在于悟性；儒教说格物致知，要观察实践；道教说道由心生，真理在本性之中……不同的信仰，都有各自的一套体系，在信奉者看来都是最完美的解释。你是科学时代的产物，自然也有一番不同的见解。”

“呃——虽然一直都接受科学教育，但我其实觉得自己更像是不可知论者。由于知识和眼界的局限，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评判其他的解释体系；对于自己的认知体系，又很难跳出其外去评判。从小到大学习和遵循的科学规律已经让我习惯、认同和接受了，但也很清楚在科学发挥重大作用和做出有力解释的同时，仍然对更多的谜团束手无策。是科学的可证伪和可重复性让我感到，它的确优于那些纯粹用想象和思辨来应对未知、困惑和不安的宗教、信仰或个人经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等来感知的物理世界，但是感知觉不但在物种间有差异，在我们同类的个体间也有差异，所以相同的物理世界会被不同的人主观地感知为不同的样子，彼此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歧。这样一来，纯粹的物理世界、感知到的世界加上我自己与生俱来的特征、知识的积累和个人的经验等等交织在一起，就打造出一个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我从这些不同的渠道中获得信息、形成规律，再返过头去认识和应对它们。但除了这些我还有能力试着澄清的层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存在其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的‘精神’之类，起码从科学的角度无法证明。所以我倾向于对这些问题不置可否，随便哪方面增加了让我信服的证据，我就可以向那个方向的天枰倾斜一些。”

看着你专注的神情，我又继续说道:

“我相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科学帮助我们辨别哪些理由是科学的、哪些不是，其他体系提供的解释则可以启发科学家去探索和检验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是习惯和选择了追随科学，但像我这样的不可知论者，估计永远也没办法完全虔诚地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看你还是严肃地沉默着，我忍不住嚷道：“喂，我说了这么一大通了，你好歹给点反馈吧！”

“咳，让我的榆木脑袋来加工这种有深度的问题实在是难为它啦。”你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估计被我的语无伦次绕昏了吧。不过你还是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记得许多年前，一所著名医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对满堂的精英学子们说：‘这些年来，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中，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错的。但更成问题的是，我们不知道错的是哪百分之五十。’可见，‘不确定性’在每一门科学中都普遍存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的比例更大。研究‘情绪’的心理学家Steven Stosny说自己读研究生时学习的关于情绪的一切几乎都是错的，读起自己六年前写的东西都会震惊地发现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尽管如此，他还是高度肯定了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

“我知道科学研究是需要对‘不确定性’有相当的承受性，肯定‘不确定性’具体怎么说？”对这个从未接触过的思路，我充满了迷惑。

“嗯，让我慢慢跟你说说Steven Stosny的发现吧。”你微笑着安慰道，“我们常常会由于‘情绪’引发的‘确定幻觉’（illusion of certainty）而犯许多错误。产生高水平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情绪，特别是生气、恐惧和程度稍轻一些的羞愧，会由于它们的安非他命效应（amphetamine effects，安非他命是一种促发能量、情绪和自信的物质）让我们产生最强烈的‘确定幻觉’。安非他命通过加速新陈代谢中的能量制造，让我们产生一种临时的自信感，同时让我们的关注点变得狭窄、忽略了大多数值得考虑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喝完咖啡后会比之前更自信，为什么生气的时候会更坚信自己是对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因遇险而恐惧的时候、因失败或缺陷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狭隘地固执于自己的观点。”

“啊哦，还有这种内在的生理机制啊……”我不禁感叹。

“嗯，‘确定性’本身其实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不是理智状态。为了聚焦和拥有确定感，大脑要过滤掉大量的信息而只加工剩下的一点点，于是事物的一两个方面被特别地放大、而其他一切都被通通过滤掉、事实也被扭曲了。你也许能从聚焦的一两个方面上挖掘更多的细节，但你也把它们从本为一体的动态系统中割离了，丧失了对情境的大意义的把握。这当然就更增加了在情绪之下犯错误的概率。换句话说，你越感到确定，你就越有可能是错的。”

“就像三国演义里，关羽被孙权斩杀后，悲愤交加的刘备不听劝阻，大举杀奔东吴为兄弟报仇，结果却被东吴大败、元气大伤、最终丧国？”我随即想到那些劝诫人们不要在盛怒之下做决定的例子，“原来说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丧失理智，还有这个潜在的原因哦。”

“是啊，情绪和认知总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的么，生理心理也是相互因果的，大脑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中枢。”你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再来谈谈科学研究的问题吧。‘不确定性’正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知识并非事实的积累而是一系列的概率，比如一个假设的真实程度，依赖于一系列支持它的观察在多大程度上为真。科学在对假设的不断检验中进步，但所有这些都难免内在的偏见，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不同观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事实扭曲，因为它们要求聚焦和相对的参照点。每当你在一处点亮光，就在另一处留下阴影。科学探索把那些最可能只有微小扭曲的观察聚集起来，合成一个对事实的动态描述，但它本身却永远都是不完整的，势必会随着更多的观察和假设检验而变化。但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地进行检验、以推翻原有假设的‘不确定性’却不会将我们带入循环，除了偶然的死胡同，科学和衍生出来的技术确实在不断进步。我们不会退回到天圆地方的观点、也不会再认为某些情绪是恶魔带来的。我们比几年前知道的更多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却几乎每天都在变化。”

“可是，尽管‘不确定性’是对于科学研究可能必不可少、甚至大有裨益；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一些确定的成分吧？”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容忍‘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够学到更多、彼此也更容易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让我们更智慧、更宽容慈爱。遗憾的是，人类很难包容‘不确定性’，因为它会引发焦虑——未知常令人抓狂。研究发现，焦虑水平更高的人更难以容忍模棱两可的解释，而倾向于总结概括和忽略感知觉中的微小差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敏感、或更具有偏见，而是因为他们更焦虑，他们更难将‘不确定性’作为学习和沟通的动机，而这正是我们都应该做的。”

“焦虑的时候更偏激、更狭隘？好像是有道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焦虑的时候，遇到不确定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我一时搜不出相关的回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些时候与‘不确定性’交过手，但往往不是通过学习和沟通，而是试图装作它根本不存在。我们对它并不友善，而是拼命地压倒它、掩盖它。教条、迷信、错觉、自负、药物、强迫、抑郁、愤怒、完美主义……都是我们对付它的武器。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下意识地重视‘不确定性’对于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此时，我们对于理解和沟通的追求，让我们最终变得不那么脆弱。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能够领悟到：‘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永远变化、永远不完整的‘事实’正是我们生活的主旨。要知道，对于苛求肯定性的人来说，生活反而更加艰难，因为现实并不会按照他们固有的看法展开。相反，对于笑纳‘不确定性’的人来说，生活会显得更加精彩和宝贵。”

“听起来很美哦！”我点头赞叹道，“不过，为了将你今天所强调的‘不确定性’贯彻到底，我必须对你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证据和生活经验来佐证。”

参文：

Steven Stosny.2009.Uncertainty is Your Friend, Part I. Psychology Today Blog

Ideas about My paradigm (homework in 2008 fall)

如果我饥肠辘辘地去超市，而且没有清晰的购物清单，那无疑是炮制灾难。除非有钢铁般的意志，我最终会买回一堆垃圾食品。在大饱口福之后，我才会猛然想到：怎么会买了这么些垃圾食品，而忘记大米、面食这些健康的食物？！

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知道该买哪种食物，结果先是在超市里饥饿难耐，接着买一堆垃圾食品，然后又后悔不已。原因就是当我在超市里感到饥饿的那一刻，我与未来的情绪自我失去了联系——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进行了证实。

移情失败（Empathy Failure）

研 究表明，预测未来需求对我们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我们目前的情绪状态压制了它们。这就是所谓的投射偏见（将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等投射到他人身 上，认为他人和自己在这些方面有着一样的倾向；本文中的“投射”特指：以当前的自己投射未来的自己），尽管事实上，我们对问题及其不良后果具备足够的经 验。

那 么，我在饥饿中购买垃圾食品的这种投射偏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研究显示，当我们处在“热”情绪状态下时（比如饥饿），往往会为了眼前的自我满足而忽视长 远的目标。如果我们自以为眼下的行为，是被立即补充能量的迫切需要驱动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会对自己的即时需要感到迫切，并且立即就要满足。这意味着，一旦 饿了，我就会忘记健康饮食的承诺，满脑子只想着能马上给我能量和快乐的——垃圾食品。

但是，这仍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我在饥饿时，面对购买垃圾食品的冲动无能为力。为什么我就想不到未来的自己：吃饱后看着买回的垃圾食品后悔莫及？

事实上，我是有这个预见力的，只是相当微弱。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有投射偏见，还有移情差异（empathy gap）——难以对我们的未来自己移情。在那一刻，被情绪驱动着，我们当前的欲望会突然凌驾于长远目标之上，于是我们不再考虑健康饮食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承诺。

健康或不健康的零食？

这 种效应在Read和van Leeuwen(1998)的研究中被巧妙地证明。一间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下周可以有一次免费的零食，请他们在健康零食（如苹果）和不健康零食 （巧克力） 中做出选择。实验的关键在于询问的时间，一次是在工作人员的午餐之后，一次是在傍晚时分，这意味着他们的状态分别是饱足或饥饿。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还会 被告知将在什么时间得到免费零食：午餐后或傍晚前。

一周后，根据各人选择的实验条件，研究者按照预定的时间再次出现，带着承诺提供的零食。但是这一回，参与者可以选择改变自己一周前的选择。询问他们的时间正是之前提到的那两种：饱足的午餐后，和饥饿的傍晚前，这样共造成了四个不同的实验条件。

给我巧克力吧！

正如研究者所预料的，与一周后面对近在眼前的零食时相比，他们根据预测做出选择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零食。总的来说，人们自以为拥有的健康意识远比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要多。

但研究人员的兴趣在于，两个时间点上的饥饿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移情差异”。具体而言，根据他们现在是饥饿还是饱足、以及预测中未来的自己是饥饿还是饱足，人们分别会对未来的自己产生多少移情？

结果

为 了理解的结果，让我们先来比较这两组条件。第一组被试在午餐后的非饥饿状态下，被询问想在下一周获得哪种零食。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被告知零食在午餐后提供， 而另一些人的零食将在傍晚前提供。所以，现在并不饥饿的人们，要试着预测他们在未来饱足或饥饿时的偏好。56%的人预测未来的自己在饥饿时会选择不健康零 食，而当他们真的饥饿时，88%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相比之下，当他们认为未来的自己并不饥饿时，只有26%的人预测他们会选择不健康零食，但真到了那个时候，70%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关于这个结果有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人们发现：要预测自己以后对食物的需求很困难，即使他们目前并不饿。这表明，投射偏见是双通道的。不仅是“热”的情绪状态下，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未来愿望，当我们在一种放松而平和的状态下，这种偏见也同样存在。

第 二个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对于未来自己的“移情差异”大约在30 ％（56％减去26％）。这里的移情差异是，当我们和未来的自己处于相同和不同的状态时，所做决策之间的差距。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移情差异的定义，研究者 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预先选择，而不是拿预先选择与实际选择来比较。这意味着上述结果不能解释为，人们试图通过预测自己对健康食物的选择来促成自己的实际选 择。

当 让饥饿的参与者，对未来饱足或饥饿的自己做出预测时，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在第二周的饥饿状态下，78％的人在之前的预测中以为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零食，而 事实上却有92％的人选择了它。而第二周处于饱足状态的人中，42%的人曾预测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食物，事实上却有82%的人做出了这个选择。饥饿组预测中 的移情差异是36％（78％减去42％），与前一组基本一样。

尽管这些预测可能不完全准确，却对我们的未来行为有一定的启示。研究者发现，选择健康食品的人与选择不健康食品的人相比，更能坚守于自己的主意。因此，承诺自己会健康饮食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这让你在诱惑出现时更具抵抗力。

总结和解释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人们直接将现在的情绪状态（饥饿或过饱）投射于未来，忘记了当未来果真成为现在时，自己的感觉很可能会不同——这就是投射偏见。基于此，除了“热”情绪之外，我们似乎也会同样地将“中性的”或“冷的”情绪状态投射到未来。

投射偏差的本质在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与想象中的未来状况相符。如果不相符（如实际饥饿和未来饱足），我们的预测始终都不够精确。

尽管本研究的重点放在饥饿，这些结果也很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已经被大量研究的“快乐”。

考虑“投射偏见”的一个有用方式是“锚定和调节”，正如其他常见的偏见（如，错误一致性偏见——高估别人对自己观点的同意程度）一样，我们总是立足于目前的情绪和认知状态，那么可做的调整也必然要基于这个现有的“锚”。

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别人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从而认为别人也与自己具有相同的观点、意见，推而广之，认为别人将来的情绪状态也与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一样——这就是投射偏见。类似地，我们很难预测什么会让将来的自己感到快乐，这就是原因之一。

参文:

Loewenstein, G., O’Donoghue, T., & Rabin, M. (2003). Projection Bias In Predicting Future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209-1248.

Read, D., & van Leeuwen, B. (1998). Predicting Hunger: The Effects of Appetite and Delay on Choi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2), 189-205.

TED是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全球最顶尖的一群人物的思想盛会。更详细的介绍，TED是英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由Chris Anderson创立的一个基金会发起，每年三月在美国汇集众多科技、文艺、社会、心理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在TED大会上分享他们的思考和探索。

TED 大会现场的演讲者均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要么是某传统领域的佼佼者，要么是某新兴领域的开创人，要么是做出了某些足以给社会带来改观的创举。比如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Craig Venter，“给每位孩子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创建人 Nicholas Negroponte，只身滑到北极的第一人 Ben Saunders，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 Steven Pinker……至于像 Al Gore 那样的明星就更是 TED 大会之常客了。每个 TED 演讲通常在18分钟以内，但由于演讲者对事业深深的热爱，他们的演讲也往往最能打动听众的心，并引起人们的思考与进一步探索。

TED中国粉丝团的构想始于2008年10月，网站正式上线是2008年11月，成立的初衷是由于创办者觉得TED演讲能给人带来很多思考和启迪，希望能把这样的声音带到中国。“TED中国粉丝团”由社区制作和维护，不是TED官方的子网站，现阶段由 Oliver Ding 和 Tony Yet 两人共同维护。网址：http://www.tedtochina.com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TED的心理学家系列就是基于TED与TED中国粉丝团的相关文章进行的编辑和改写。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知名社会心理学教授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演讲：工业时代的选择–为何多即是少？

二、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简介

1968年纽约大学文学学士，1971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教授，多部著作的作者。他写的《选择之困境：为何多即是少》（The Paradox of Choice：Why More Is Less 又译《无从选择(为何多即是少)》）曾被《商业周刊》评选为2004 年十大畅销书之一。他在2005年 TED Global 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专门谈到了这个工业化社会的选择困境。

三、施瓦茨的演讲视频及要点

关键词：幸福感，自由，选择，困境，决策

要点：

• 更多的选择不代表更多的自由；
• 更多的选择导致决策的延迟和降低的满意感；
• 快乐之秘诀，在于降低自己的期望值。

四、施瓦茨的演讲文摘

演讲文摘：(转自：http://www.tedtochina.com/2009/01/06/barry_schwartz_paradox_of_choice/)

一、选择越多，并不越幸福

在工业化社会，人们通常会存在一种教条主义式的偏见，以为人们的选择越多，人们的自由度也越大，人们的福祉也会随之而增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人们到商店买东西（比如说买牛仔裤），只有一两个品种供选择，即使自己不甚喜欢，但是买回去以后，久而久之，人们慢慢的也会爱上自己当初购买的那样商品（牛仔裤穿久了，由最初的不合身变成合身了）。可是，要是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呢？我们也许在经过一番耐心的挑选后会拿下某个款式，可是，回到家里之后我们就后悔了，因为我们发现自己所选的并非是最好的那一款。我们只好埋怨自己眼光不到位。这正是我们感到苦闷的症结所在。

甚至于去医院看病也是如此。过去，医生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会看出一个明确的处方，可是，今天的医生只会告诉你说，”您可以选择 A处方，也可以选 B处方。A处方有这些好处，也有这些弊端；B处方有这些好处，也有这些弊端。请问您要选哪一个？”病人对医生说：”医生，假如您是我，您会选哪个？”但是医生会说，”可我不是你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病人自主选择。这东西看起来是对病人有好处，可是，它却暗中把相关的医疗责任和风险全部转嫁到病人身上了。要知道，病人通常是不懂医术的，而医生是懂个中门道的。另外，病人通常由于身体不适也不宜自己作出选择。

现在的爸爸去看自己的孩子踢足球，身上也是带着手机、Blackberry、笔记本电脑等等通讯工具，即使是把这些电子设备都关上，我们在心底里还是会想：我有新的邮件，要不要看？如此一来，我们看球的兴致也要大打折扣。

二、选择增多的后果

选择之增多给人们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是人们选择的广度变大了，可是人们的自由度并没有变大。

施瓦茨讲到了一个例子：他有个朋友在 Vanguard 公司工作，到期退休了，公司开出一个长长的退休保险计划的清单。可是，他们发现，公司每增加多十个可选的方案，员工的参与率反而下降2%，就是说，假如公司提出五十个可选方案，那么员工的参与率反而下降10%，因为员工不知道这五十个方案里面哪个更好，就干脆采取拖延策略。可是，到了最后要拍板的那一天，他们还是未能决定到底选哪个方案。如此一来，到了他们退休以后，每一年拿到的钱都会比他们应得的少5000块，这也是选择之增多带来的不幸。

二是即使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最终却不一定更加满足。

比方说，我们去买色拉酱。我们好不容易从几十个款式里面选出了自己喜欢的一款，可是，回到家里以后，我们会怀疑是不是还有更佳的选择，进而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后悔的心理使得我们不再享有百分百的满足感，即使我们作出的选择是好的选择。

此外就是机遇成本。我们对一样东西的价值进行衡量是通过比较获得的。而当你想到那些被你舍弃的其他款式的某些优异的特性时，你对自己已经作出的那个选择就不再打一百分了。

还有就是期望值上升，这一点可以参考文章开头的买牛仔裤的例子，在数十种款式里面肯定会有适合自己的，但是，真正去挑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款不错，但似乎未达到自己心中的期望值，于是就丢掉，转而去寻找另一款。结果是我们的期望值越堆越高，但是我们最终选到的东西却不能完全令我们感到满意。所以说，快乐之秘诀在于，降低自己的期望值。

最后一点，当人们买东西回来以后觉得自己选的不合心意，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自责的心理，因为选择有的是，但是自己就没能选到最合适的。施瓦茨相信，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忧郁症，其中肯定有一部分与这样的心理有关。

以上所言都是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选择之多不但没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而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而假如这些选择能够转移到发展中社会，那样一来不但可以改善落后地区的生活质量，也能改善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质量。

三、鱼缸寓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一个鱼缸寓言：

上面这幅漫画里的金鱼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鱼缸里，这样的环境能提供的选择不多，但是却可以活得精彩。但是，假如我们把鱼缸打破了，金鱼的选择骤然多了很多，可是，它却未必会活得更好，因为打破鱼缸只是增加了选择的广度，却没有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当然，这里的鱼缸只是一个比喻，但假如我们没有这个鱼缸，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悲惨，甚至会带来灾难。

延伸阅读：

爱玛·普拉克·帕茨纳, 吴万伟译.2005.你选择，你失败–选择的自由让人们不快乐吗？巴里·施瓦茨著《选择的悖论：为什么自由越多快乐越少》简评

中国智慧：

•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
• 仲尼曰：”……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

TED: Ideas worth spreading这是写在TED.com的logo上的简单口号，开宗明义的告诉了我们TED是做什么的，TED也在网站的介绍中再次提及他们的使命：传播思想。TED的组织者于每年三月在美国汇集众多科技、文艺、社会、心理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在TED大会上分享他们的思考和探索，而所有TED大会上这些杰出人物的视频均以 免费的形式在TED网站上展现给全世界的人们。

幸福课的团队一直很钦佩和尊敬这样的网站和组织，除去TED国内还有刚刚被封的牛博网以及科学松鼠会等等， 因为思想正是在传播的过程中才更加凸显其价值，也为人类的整体进步做出的贡献。

我们在将要为大家带来的TED的心理学家系列都是基于TED中国粉丝团的相关文章而进行的编辑和改写，TED中国粉丝团构想始于2008年10月，网站正式上线是2008年11月，成立的初衷是由于创办者觉得TED演讲能给人带来很多思考和启迪，希望能把这样的声音带到中国。在此幸福课团队很感谢TED中国粉丝团的两位主创作者能够为大家带来《何谓快乐》这个系列文章，同时把心理学家带入大家的视野。

今天为大家介绍和推介的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大家讲述的关于心理物理学家霍华德的故事，本文原作者为TED中国粉丝团的主创人员，Tony Yet，由幸福课咕咚同学进行编辑和改写。(改写的原文地址：http://www.tedtochina.com/2009/01/08/malcolm_gladwell_on_spaghetti_sauce/ )

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简介

知名畅销书作家，著有 Blink（《瞬间抉择》（又译：《决断2秒间》）和The Tipping Point（《引爆流行》，又译《引爆点》），很多文章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格拉德威尔研究天才的新书 Outliers 于08年11月上市，也获得了好评。

格 拉德威尔是2004年TED大会的演讲者之一，他的演讲题目是《我们能从意大利面酱料中学到什么》（What we can learn from spaghetti sauce）。这个演讲讲述了心理物理学家霍华德和意大利面酱料的故事，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之道。

三、格拉德威尔的演讲视频及要点

关键词： 口味，快乐，民主，多样性

这 个演讲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名叫霍华德的心理物理学家（psychophysicist， 研究物理刺激和相应感知觉之间数量关系的心理学家，解决的问题包括：多强的刺激才能引起感觉；物理刺激有多大变化才能被觉察到；感觉如何随物理刺激的大小 而变化）。格拉德威尔认为，霍华德的贡献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因为他颠覆了传统食品科学对酱料（这里是指伴着意大利面吃的那种酱）等食品制造的认识，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快乐。

20世纪70年代，百事可乐公司请霍华德协助开发一款健康可乐（diet pepsi），请他在8-12%的区间找到最合适的甜度点，因为小于8%不够甜，大于12%则太甜。这对于心理物理学家霍华德来说是个看起来轻而易举的工 作，只需要制作一批甜度从8%，8.1，8.2，递增到12%的实验样品，让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品尝测试，将所有结果绘成曲线，再找到最受欢迎的那个点……

然而霍华德得到的结果是，在8－12%这个区间里头几乎每一个点上都有人喜欢，数据结果毫无规律。多数业内人士由此认为了解人们对可乐的想法并非易事，数据不理想也无需沮丧，随后以10%做了个简单的决策。但霍华德并不甘心，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些年。后来，有一天他在吃午饭的时候，忽然来了灵感，悟出了答案：百事研究的困扰，是由于他们问错了问题，要寻找的不应该是一款口味、而是一组口味！

于是他四处宣传自己的这个想 法，可是没有人理会他。后来，他亲自跑到美国各大城市去做关于酱料的口味试验，他按照不同的口味做出了45种 配方，请来了很多市民参与实验。回去后他整理数据，不是去寻求某一个最佳的口味，而是尝试去把不同的口味分组。结果发现，美国人喜爱的口味主要包括：淡、 辣、杂。但是，当时的市场上只有前面两种，第三种基本没有，而它却代表了三分之一美国人的口味。这时，一家酱料公司找上门来，霍华德 告诉对方这个秘密。酱料公司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市场，马上行动，结果不出霍华德所料，那家酱料公司推出的杂酱迅速占领市场。霍华德的判断是正确的。

格拉德威尔探讨了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

1）言不由衷，想要的、说不出。（The mind doesn’t know what the tongue wants.）

传统食品科学通常对焦点小组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来了解人们喜欢什么口味。但是，经过二三十年对焦点小组的访谈，从来也没有人说过想要杂酱，尽管其中至少有 三分之一的人打心眼里这么想。要理解我们的愿望和口味，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非总能解释内心深处的需要。

2）口味无优劣之分，不同的口味满足不同的需求。

在 霍华德之前，食品工业遵循的经验是，要让顾客快乐，就把更贵的、更令他们渴求的给他。让人们抛弃自己当前喜欢的口味，去寻求位于更高等级上、更好的、更贵 的、更复杂的、更具有文化和意义的口味。然而，所有这些其实都和酱料一样位于水平面上：没有好坏、没有完美或不完美，只有不同的口味来适应不同的人群，霍 华德从根本上推动了我们关于口味的民主化思维。

3）关于人类多样性的革命。

霍华德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挑战了”柏拉图式的菜肴”。食品工业最漫长的阶段里，大家一直认为只有一种最完美的制作食物的方式，因为烹饪大师拥有柏拉图式的 食物理念，制作过程就该如此。大家相信，让人们快乐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在文化上最”正宗”的食物；如果给他们最”正宗”的食物，他们就会激动地拥抱它， 这是取悦绝大多数人的方法。

换言之，人们在寻找烹饪领域的普遍真理，寻找满足所有人的一种方法。因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所有的科学都着迷于普遍真理：心理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都兴致勃勃地寻找支配我们所有人的规律。

但这些改变了，近10至15年间科学领域的重大革命，是从寻找普遍真理转向对多样性的理解。如今在医学中，我并不想知道癌症是怎么样的，我想知道我的癌症与你的癌症如何不同。遗传学为我们打开了探索人类多样性的大门。

霍 华德所做的，就是倡导让这样的一场革命也发生在酱料的世界中。他不仅相信这一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在食物中寻求普遍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犯错 误，更是在对自身进行着一场”大屠杀”。二十世纪是追求多样性的世纪，在科技领域如此，在社会文化领域如此，在食品领域也是如此。

霍华德给我们最美丽的指引是：拥抱人类的多样性，我们将找到一条更加可靠的道路，通向真正的幸福。

延伸阅读：

焦建.2008.出类拔萃之辈成功的秘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新书Outliers介绍.经济观察网

中国智慧：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不同同之之谓大。”

“有万不同之谓富。” –《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