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头的乌鸦，清脆地穿过宁静的清晨。我看着渐明渐暖的天空，若有所思地对你说：

“小时候，上学的路旁有许多高高的松树，常看见喜鹊飞来飞去，我就喜欢以每天是否看见喜鹊、看见几只、奇数偶数……来预测当天的运气，还对这个判别方式的 完善乐此不疲。”

“哈哈，就像远古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蒙昧崇拜，为天地日月、山川鸟兽与自身的关系绞尽脑汁。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还编出了完整而系统的《易经》，来观天地、测吉凶，真是厉害！”

“可是，几千年下来了，我们斟酌、检验、抛弃和修正了那么多解释自然与人类的道理，我们确实找到了绝对真理么？有可能找到么？它真的存在么？”我不解地盯着你问道。

“唔——这还真是永恒的命题呢。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万物、圣经是绝对真理；伊斯兰教说真主主宰一切，古兰经传播真理；佛教说万物皆空，真理在于悟性；儒教说格物致知，要观察实践；道教说道由心生，真理在本性之中……不同的信仰，都有各自的一套体系，在信奉者看来都是最完美的解释。你是科学时代的产物，自然也有一番不同的见解。”

“呃——虽然一直都接受科学教育，但我其实觉得自己更像是不可知论者。由于知识和眼界的局限，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评判其他的解释体系；对于自己的认知体系，又很难跳出其外去评判。从小到大学习和遵循的科学规律已经让我习惯、认同和接受了，但也很清楚在科学发挥重大作用和做出有力解释的同时，仍然对更多的谜团束手无策。是科学的可证伪和可重复性让我感到，它的确优于那些纯粹用想象和思辨来应对未知、困惑和不安的宗教、信仰或个人经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等来感知的物理世界，但是感知觉不但在物种间有差异，在我们同类的个体间也有差异，所以相同的物理世界会被不同的人主观地感知为不同的样子，彼此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歧。这样一来，纯粹的物理世界、感知到的世界加上我自己与生俱来的特征、知识的积累和个人的经验等等交织在一起，就打造出一个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我从这些不同的渠道中获得信息、形成规律，再返过头去认识和应对它们。但除了这些我还有能力试着澄清的层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存在其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的‘精神’之类，起码从科学的角度无法证明。所以我倾向于对这些问题不置可否，随便哪方面增加了让我信服的证据，我就可以向那个方向的天枰倾斜一些。”

看着你专注的神情，我又继续说道:

“我相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科学帮助我们辨别哪些理由是科学的、哪些不是，其他体系提供的解释则可以启发科学家去探索和检验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是习惯和选择了追随科学，但像我这样的不可知论者，估计永远也没办法完全虔诚地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看你还是严肃地沉默着，我忍不住嚷道：“喂，我说了这么一大通了，你好歹给点反馈吧！”

“咳，让我的榆木脑袋来加工这种有深度的问题实在是难为它啦。”你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估计被我的语无伦次绕昏了吧。不过你还是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记得许多年前，一所著名医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对满堂的精英学子们说：‘这些年来，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中，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错的。但更成问题的是，我们不知道错的是哪百分之五十。’可见，‘不确定性’在每一门科学中都普遍存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的比例更大。研究‘情绪’的心理学家Steven Stosny说自己读研究生时学习的关于情绪的一切几乎都是错的，读起自己六年前写的东西都会震惊地发现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尽管如此，他还是高度肯定了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

“我知道科学研究是需要对‘不确定性’有相当的承受性，肯定‘不确定性’具体怎么说？”对这个从未接触过的思路，我充满了迷惑。

“嗯，让我慢慢跟你说说Steven Stosny的发现吧。”你微笑着安慰道，“我们常常会由于‘情绪’引发的‘确定幻觉’（illusion of certainty）而犯许多错误。产生高水平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情绪，特别是生气、恐惧和程度稍轻一些的羞愧，会由于它们的安非他命效应（amphetamine effects，安非他命是一种促发能量、情绪和自信的物质）让我们产生最强烈的‘确定幻觉’。安非他命通过加速新陈代谢中的能量制造，让我们产生一种临时的自信感，同时让我们的关注点变得狭窄、忽略了大多数值得考虑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喝完咖啡后会比之前更自信，为什么生气的时候会更坚信自己是对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因遇险而恐惧的时候、因失败或缺陷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狭隘地固执于自己的观点。”

“啊哦，还有这种内在的生理机制啊……”我不禁感叹。

“嗯，‘确定性’本身其实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不是理智状态。为了聚焦和拥有确定感，大脑要过滤掉大量的信息而只加工剩下的一点点，于是事物的一两个方面被特别地放大、而其他一切都被通通过滤掉、事实也被扭曲了。你也许能从聚焦的一两个方面上挖掘更多的细节，但你也把它们从本为一体的动态系统中割离了，丧失了对情境的大意义的把握。这当然就更增加了在情绪之下犯错误的概率。换句话说，你越感到确定，你就越有可能是错的。”

“就像三国演义里，关羽被孙权斩杀后，悲愤交加的刘备不听劝阻，大举杀奔东吴为兄弟报仇，结果却被东吴大败、元气大伤、最终丧国？”我随即想到那些劝诫人们不要在盛怒之下做决定的例子，“原来说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丧失理智，还有这个潜在的原因哦。”

“是啊，情绪和认知总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的么，生理心理也是相互因果的，大脑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中枢。”你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再来谈谈科学研究的问题吧。‘不确定性’正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知识并非事实的积累而是一系列的概率，比如一个假设的真实程度，依赖于一系列支持它的观察在多大程度上为真。科学在对假设的不断检验中进步，但所有这些都难免内在的偏见，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不同观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事实扭曲，因为它们要求聚焦和相对的参照点。每当你在一处点亮光，就在另一处留下阴影。科学探索把那些最可能只有微小扭曲的观察聚集起来，合成一个对事实的动态描述，但它本身却永远都是不完整的，势必会随着更多的观察和假设检验而变化。但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地进行检验、以推翻原有假设的‘不确定性’却不会将我们带入循环，除了偶然的死胡同，科学和衍生出来的技术确实在不断进步。我们不会退回到天圆地方的观点、也不会再认为某些情绪是恶魔带来的。我们比几年前知道的更多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却几乎每天都在变化。”

“可是，尽管‘不确定性’是对于科学研究可能必不可少、甚至大有裨益；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一些确定的成分吧？”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容忍‘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够学到更多、彼此也更容易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让我们更智慧、更宽容慈爱。遗憾的是，人类很难包容‘不确定性’，因为它会引发焦虑——未知常令人抓狂。研究发现，焦虑水平更高的人更难以容忍模棱两可的解释，而倾向于总结概括和忽略感知觉中的微小差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敏感、或更具有偏见，而是因为他们更焦虑，他们更难将‘不确定性’作为学习和沟通的动机，而这正是我们都应该做的。”

“焦虑的时候更偏激、更狭隘？好像是有道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焦虑的时候，遇到不确定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我一时搜不出相关的回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些时候与‘不确定性’交过手，但往往不是通过学习和沟通，而是试图装作它根本不存在。我们对它并不友善，而是拼命地压倒它、掩盖它。教条、迷信、错觉、自负、药物、强迫、抑郁、愤怒、完美主义……都是我们对付它的武器。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下意识地重视‘不确定性’对于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此时，我们对于理解和沟通的追求，让我们最终变得不那么脆弱。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能够领悟到：‘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永远变化、永远不完整的‘事实’正是我们生活的主旨。要知道，对于苛求肯定性的人来说，生活反而更加艰难，因为现实并不会按照他们固有的看法展开。相反，对于笑纳‘不确定性’的人来说，生活会显得更加精彩和宝贵。”

“听起来很美哦！”我点头赞叹道，“不过，为了将你今天所强调的‘不确定性’贯彻到底，我必须对你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证据和生活经验来佐证。”

参文：

Steven Stosny.2009.Uncertainty is Your Friend, Part I. Psychology Today Blog

Ideas about My paradigm (homework in 2008 fall)

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

在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患者面对破坏体形的手术、痛苦的化疗和死亡的恐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泰勒观察到，与其他患者相比，那些积极“自我安慰”的妇女在应对中表现出了更好的适应。

泰勒发现，有益的错觉使患病的妇女萌发了做三件事的愿望：

• 了解患癌症的原因以及癌症在她们生命中的意义，获得控制感；
• 掌握自己的病况，掌握自己的生命；
• 面对悲惨的经历重建自己的自尊。

下面是她对这三方面的的具体观察。

一、尽管乳腺癌的病因连医学家们都不能完全了解，然而，那些积极错觉的妇女中有95%的人相信她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患上了癌症。有的人抱怨不幸婚姻给她们带来的压力，有的人提到了遗传、误服避孕药以及不合理的节食。甚至还有人提到“那是因为她又一次被‘飞盘’撞到了胸部！”。她们对病因的“了解”似乎让她们心理上好受了许多，这可能会让她们感到“命运并不无常”，自己并不是命运的“弃儿”。

还有许多妇女觉得，她们得了癌症之后某些方面使她们生活的更好。有的妇女说“你会发现，亲情——你所认识的人和你的家庭——才真正是你拥有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不过就那么回事”，有的说，“得了癌症之后，我每天能够感受到更多！朋友们送来的一束玫瑰，早晨起床时听到的清脆的鸟鸣，都让我感到生活如此美好。”

二、患癌症带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抗拒这种感觉，三分之二的妇女表示坚信，如果她们正确思考，正确行动，她们就有能力抵御癌症的复发。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认为如果你感到你在控制它，你对它的控制达到某种程度，你就能完全拒绝再患任何癌症”。

三、突如其来的沉重疾病往往会削弱人的自尊心，虽然她们并没有过错。通过和其他人的对比却有助于她们重建自尊。一位妇女这样评价自己和病友：“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得非常好”“有些妇女不够坚强，她们崩溃了，变得心神不宁”。

很显然，错觉促进了那些妇女的积极自我调适。那么，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是什么呢？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基金的资助下，泰勒和她的同事们对艾滋病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跟踪研究。

对艾滋病患者的研究

1992年，泰勒的研究比较了550名检验过艾滋病毒(HIV)的男同性恋者，其中一半人检验出HIV阳性，另一半为HIV阴性。虽然HIV阳性的人患艾滋病的可能性比HIV阴性的人大的多，他们当中却有更多的人“相信”自己将不会得艾滋病，如有的认为“我不会得艾滋病，因为我已经具有一种免疫力”，还有的认为“比起其他同性恋，我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更有能力消灭艾滋病毒”。

虽然他们的这种“相信”是一种错觉，但他们确实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和那些悲观者相比，他们的苦恼水平较低，有益健康的行为（如健康的饮食、锻炼、睡眠充足）也更多。

近年的研究中获得了更大的突破。除了跟踪研究中发现积极错觉的艾滋病人存活的时间更长，生活中的感受也更丰富外，临床上的生理指标也表明：与那些接受现实的艾滋病患者相比，存有积极错觉的患者身体内有更多良性的CD4 T淋巴细胞和更少的艾滋病毒！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发现。它和当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当代医学已经不再固守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而普遍地意识到，精神和躯体或者说是心与身体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共同作用于人类个体的全部活动。

减轻死亡焦虑

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中指出了积极错觉的另一个益处。他认为，思考死亡的能力会引起人们的存在恐惧（existential terror），于是内心很大一部分将用来应对这种恐惧。贝克尔认为人类对自己品德、力量和价值夸大的“积极错觉”使生命充满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恐惧。

92年心理学家格林伯格（Greenberg)对此进行了验证。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以积极的语句描述一部分参加者的个性，如“你的个性很有力量”；而以中性的语句描述另一部分参与者。然后，在所有的参与者都看一段死亡主题（如尸体解剖）的录像后，对参与者进行焦虑测量。

结果表明，那些得到积极个性反馈的人看完录像后焦虑程度远远比获得中性个性反馈的人要低。也许，正如贝克尔本人所说，人类如果没有对自身力量和价值一定程度的“夸大”，个体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恐惧和焦虑，并由于意识到自己最终会死亡而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与错觉共存”。（Becker,1973）

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错觉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前期的儿童是相当自我夸大的。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远远地超出了他们实际的水平，“似乎什么都难不倒他”。但请不要小看这些可笑但是非常积极的错觉哦，儿童心理学家比约克荣和格林（Bjorkund & Green）认为，儿童期的“积极错觉”有利于儿童语言的获得，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和运动技能的发展。“对自己能力不现实的乐观看法……对自身局限性的无知使孩子们乐于尝试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行为。”

成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表现的没有这么直接可爱。比如一个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非常乐观，人们总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他人的未来更好（如有幸福长寿的人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不会遭遇严重的事故等等）。虽然将来不可预期，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将比别人过得好显然有一点“错觉 ”，呵呵，然而这个错觉确是有益的，它让人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将来。

积极错觉还常常和创造性、建设性的工作有关。那些认为自己能力强（实际情况可能不然）的人在工作中更努力，也更有恒心，通常表现也更出色。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这么总结道“过分虚假的判断的确会引起一些问题。然而，对自己能力的乐观评价如果与可能的情况差距不是很远的话，是有利的，倒是真实的评价会限制自己。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倾向于高估，这也许是个优点。因为如果他们总是如实评估的话，他们将很少遭遇失败，但也不会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超越平常的表现”。

人类的心理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一般情况下，准确地评估自身和客观的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和适应。然而有些时候，积极的错觉让我们更积极地面对世界，改变现状。特别是对严重疾患的病人来说，积极的错觉降低了他们的死亡焦虑，提高了患者的控制感和自尊，也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治疗和自身康复的过程。

你和儿童玩过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吗？来，先和4岁的小朋友玩，你发现很容易就能赢他，你或许笑了“这小孩有点傻，还不知道猜我的心思呢，刚才出什么现在还照着出！” 接下来你再和五、六岁的小朋友玩，这下赢得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常常输！有的小孩“鬼”得很，比如这一个赢了还很开心地自报“秘诀”：“我刚才出了剪刀赢了，他还会猜我继续出，可我偏不！”

差一、两岁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小孩子怎么一下子变得鬼机灵起来了？这正是研究自我的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李晓文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借助许多这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兴味盎然的现象，用心理学之“眼”来“洞悉”儿童自我发展的奥秘。

自我是什么？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隐而不现却又似乎无时不在。我们和它须臾难分，但又似乎无从把握。在心理学家眼里自我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有形的物，而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种机能，即调节自身的机能。自我依据什么来进行调解呢？你也许猜到了，是自我的需要，而自我最基本的需要是肯定自身！（书中把这种个体倾 向于自我肯定的基本价值倾向称为自尊需要）

有了满足自尊的内在需要，生活里便有了儿童下面的表现：幼儿园的小孩会抢着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只为了多得到一点关注和表扬。有些孩子没准备好也急着举手，真被叫到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初中又不一样了，他们不急于回答问题，只有问题有一定难度自己又准备好时才肯举手。这种不随便举手的“矜持”正是 他们避免被认为能力平平的一种策略……由于不同年龄的儿童认知理解能力有差异，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指向都一样，都是要维护自身的价值，满足自尊的需要。

满足儿童自我肯定的需要在儿童早期特别地重要。出生伊始，婴儿饿了，母亲就来喂他，他移动眼睛，母亲的脸就为他出现，有了“随时待命”的母亲，他似乎是“无所不能”的。稍微大了点，他开始能够分辨不同的成人，自己爬着玩，常常一边爬一边回头看母亲，爬出一小段赶紧又回到母亲身边，似乎进行着“情感充电 ”，以备下一次的“远征”。再大一些被称为“反复期”，他的行为举止有时似乎很奇怪，他也许会不停地打断母亲正在做的事，“要求”母亲关注他，当母亲伸出 手来抱他时，他又推开母亲的手。这时候儿童似乎既想独立地探索外界又缺乏足够信心，“内心里做着斗争”。

对母亲来说这也是一个情绪上的困难阶段，既要鼓励分离，又不能拒绝；更大了一些，儿童能够在头脑中“保留母亲稳定的形象”，母亲即便不在身边，他也能够安 心地做自己的事。以上是对婴儿从完全依赖母亲到慢慢独立成长周期的一个大致勾勒。不难感受到在这期间，母亲充分地满足了儿童的“自尊需要”，有了温暖的情 感依托，儿童才可以放心、独立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在而后很长的成长期，儿童在抚养者的关切和指导下通过现实性的努力和探索来真正满足自尊，从而用现实和独立逐渐地替代幼年时虚幻的自大感。我们可以看到，健康的独立和自主正是脱胎于良好的依恋关系。这真是自我发展的奇妙逻辑！相反，如果这个阶段母亲不能恰 当地满足婴幼儿的需要，他则很容易感到焦虑，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安全、冷漠或是变化无常的。这种自我深深的焦虑会一直延续到成人期，这已经为当代大量的依恋研究所证实。

自我发展还离不开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提高。所谓观点采择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逐渐了解他人的观点，并且将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协调。在本文的开头，4岁的儿童正是因为还不会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所以大人才“屡屡得手”。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自我意识是在人际交往中慢慢形成和发展的，没有“他” 也就无所谓“我”。儿童先是零星地了解个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小文爱干净”“小文很聪明”“小文有时不肯帮助小朋友”等，而后逐渐能够综合内化群体多 方面的观点和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自我意识，如“小文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不够热心帮助他人”。

可以看出，在日常行为中儿童自身慢慢地变成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者，同时对自己的评估也逐渐客观化。儿童拥有了反观自身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他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开始有意识地调控自身了。书中作者设计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变化：儿童如果在游戏中输给了对方，“4岁组的85%的被试表现出的是不掩饰情绪的反应，比如气呼呼的，不高兴甚至当场哭了起来，而5岁组有55%的被试出现了掩饰情绪的反应，而6岁组则有85%表现出掩饰情绪的反应”。

儿童虽然有着自尊的天然需求，但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如何来满足它。比如有些儿童经常欺负同伴，只是为了“让他们怕我，我才威风！”。自尊需求在正常生活中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以其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要求学校能够创设更多的机会——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儿童都有机会在活动中满足内在的自尊需求， 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独特的兴趣和需要。书中介绍了“新基础教育试验”在这方面的尝试，除了开展丰富的活动外，他们实施动态变化的班级角色分配制度，班级的干部角色和其它岗位定期进行变换。这样学生不再把小干部的职位看作某种特权，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承担岗位和相应的责任，也在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观点采择的机会，自我意识也变得健康成熟起来。

儿童的学校生活中免不了有失败的时候，而竞争的结果只能维护胜利一方的自尊。这时候良好的伙伴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一位小朋友所说“如果好朋友赢了 我，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自己不如他呗，下次努力点再来！”同样这种情况下，赢了的一方也会很乐心地帮助自己的伙伴提高。这样不但不伤及儿童的自尊，而且还有助于儿童在活动中树立一个新的目标，从而促进个体的进步。在这种“良性竟争”的氛围中，群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进步。

科学研究后面都隐含着哲学的思考，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把人定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理性的动物，强调符号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具有“意义”，也就是强调人的行为受他理解的意义支配。意义的引入是意味深长的。既然自我调节的主体对事件和情境的主观意义存在各种理解，由此进行的自我调节必然是丰富和多样的，而且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既表现为有意识的目的性调节，也表现为无意识的反应性调节；既有积极的自我调节，也有消极的自我调节；既表现为弥补缺失的调节，也表现为促进成长的自我调节。”对此的深入反思有助于恢复儿童自我调节的丰富性，使得自我发展的研究更贴近儿童的生活也更具现实意义。作者对不同适应水平学生的自我调节和发展做的研究（第四章），探索了儿童不同的自我调节机制，其表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书中既有对自我发展理论的梳理，涵盖经典自我理论、前苏联维-列-鲁学派、当代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和国内外新进的研究，也有作者本人围绕 自我发展进行的长期教育科学研究和实践，思考深入而又富于现实意义。文中有许多里面的一些素材直接引用自学生，读起来十分鲜活生动。我们不妨引用书中一年级儿童描绘春天的富于想象力的短句来结束本文。“我是春天的柳条，河水清清的，蓝蓝的，我双手去摸它，一碰到它，它就笑了，笑出了酒涡，一圈一圈又一圈 ”。自我的发展正如同孩子的想象力那么丰富和充满可能性。

写博客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潮流，人们对此乐此不疲。我们的幸福课也是一种博客形式，在我们传播幸福心理学的同时，我们自身是否也在享受幸福呢？让我们来瞧瞧台湾同胞对于人们写博客心理的研究，看看能否从中发现幸福的影子？

台湾研究者找了596名大学生，（基本在16-22岁之间，其中女生占了71%）参与了包含43道题目的自我报告调查测试。这些大学生都有写博客的经历，特别用来写个人日志。

研究者发现，对于深层自我暴露受到其他博客友的支持能形成一系列更好的社会联系。这包括更好的社会整合感，即我们对于社会，社区朋友及其其他人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一种感觉；社会联结的增强(我们的紧密关系)；社会连接的增多，可以增加我们和自己社交圈外面的人的联系。

研究者还假设，当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博客增加或增强了社会联系，一个人就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或者说更幸福。

这个研究的结果和以往对于个人写作（通常是比较私人性）的研究相一致，当人们通过写作把自己的心情或感觉的内心想法同别人分享，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改善同联系人的情感和人际关系。对于博客行为的研究不是很多，所以这个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理解写博客这种行为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研究者还提醒我们注意，因为阅读博客的人大部分是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这种通过博客的自我暴露能帮助人们提高他们的现有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写博客不仅不会使这种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减少或受到干扰，而且实际上是可以有提升加强的能力。

他们分享他们亲身经历苦难时刻的想法和情感，特别是人们写博客表明自己正遭受着情绪困扰和生活方面的窘状。用博客来表明自己所发生的事情，要远远比通过打电话给好多朋友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相同的信息来的简单得多。

在线社会支持小组也在发挥着作用。那些想法和情感一致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相同的网络小组团体。

写博客能够让人感觉到同他人间更多相互的联系，增强我们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和幸福嘛？答案显然是的，至少在大学生人群中可以肯定。即使这个结论不能很接近地推广到其他人群当中去，这也数据也表明了一种趋势，持续写日志的好处—-不管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然而，公告性质的博客对于提升自己的人际网得到更多的社会联系是一种额外收获，私人日记很难有此收获。

参考文献：

Ko, H-C. & Kuo, F-Y. (2009). Can blogging enha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self-disclosure? Cyp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2(1), 75-79. DOI 10.1089/cpb.2008.0163.

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使得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大部分人的幸福。我们有一种直觉，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不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在潜意识中已经习惯了这些影响，他们自动地根植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却没有被我们所意识到。有时，我们只能通过观察他人来理解我们的社会。最有趣之一，便是因为中国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

一、中国人的幸福感现状

刊登在幸福期刊上的最新一项研究的数据调查，着重强调了逐步壮大的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矛盾。虽然中国人变得愈来愈富有，但是他们看上去并不是越来越幸福。事实上，他们越来越不幸福，这种矛盾，可以告诫其他正在发展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危险。

中国，1990-2000这10年里农村人均收入增加三倍还多，而城市达到了四倍。在1990-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难以置 信的繁荣，数以百万的人脱贫。与之经济繁荣相比，对于中国人这10年幸福指数的研究却令人吃惊。1990年28%的人认为自己很幸福，但是到了2000 年，只剩下12%了。当被问及对于生活的满意度，结果一样：1990年，满意度为7.3（满分10分），而2000年掉到了6.5.这种下降贯穿城乡每一 个经济阶层。

对于穷人而言，钱是幸福的最积极影响因素。中国的这种现象，却和心理学家所预测的正好相反。当你相对来说比较富裕了，再多的钱也就没什么意义。

二、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的解释

那么我们是如何解释中国这种状况，如此多的人从贫困解脱，但是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却下降。

1）正统的解释：贫富差距。

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绝大多中国人的财富是以绝对数值而非相对数值增长。

来自德国Jacobs大学的Hilke Brockmann教授和他的同事把答案归结为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在中国，和地球上其他国家一样，富人财富迅速累积，大大超过了平均收入水平，使得其他 还没致富的人萌生嫉妒。 中国这种情况发生的比较快，使得这种结果比较显著。

但是，中国人的富裕是以绝对数字形式增加，不是相对数字的增加。另一方面说，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感觉上更穷。随着平均收入水平被少数富人和超级富豪逐渐拉 大，把少数富人和多数人对比，这些多数人就觉得更穷了。结果，他们对生活不满意，幸福下降。这就是1990–2000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随着贫富差 距扩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下降。

2）另类解释：失范与政治不满

除了以上正统解释之外，另外的原因还在于：失范与政治不满。

社会是很难分析的因为它太复杂。上面对于收入的增长和幸福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可行的解释，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另外，社会科学家常常依赖相关资料形成不同的解释。这就很难让人真的相信是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导致了低水平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因此，Hilke Brockmann教授和他的同事利用数据对下降的幸福感做了两外两种探索。

• 失范。这是社会学上的概念，人们对于自己生活可以有多大控制的能力的下降和社会的不幸福联系着。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变，失范就成了引起低水平幸福最可能的因素。
• 政治不满情绪。中国人可以有很多理由对政治不满：腐败盛行，自由受限，没有民主。

研究者分别在1990和2000年，人们曾被问及和这三个可能解释相关的问题来探测生活满意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如健康，婚姻，年龄，性别的自我评定，然后统计比较，看哪些因素最能预测生活满意水平。

结果显示，1990年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对于经济上的担忧在预测生活满意和其他方面的测量上不起作用，1990年对经济上的不满几乎对生活满意感没有影响。生活满意更多的涉及人们是否有个好伴侣，或者是否感觉到无能为力（一种被设计用来考察失范的问题）。

但到了200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经济上的不满意成了预测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可能导致相当的缺乏幸福，尽管无能为力的感觉仍然是很重要的 因素，但是这十年之间没有显著的变化。相比较其他两个因素，这就暗示相对收入水平的改变导致了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图片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6/xin_50212051622213903214422.jpg

三、沮丧成绩：GDP的绝对增长并不带来幸福感的增长

Hilke Brockmann教授和他的同事用“沮丧成绩”来描绘中国人在绝对收入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进展，但是因为他们的的位置和平均收入水平来比却是下降，从而导致比以往的生活更不满意。

“沮丧成绩”的概念也许同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外部因素有关，国内的贫富差距早已存在，而且仍在扩大，这就使得很多人在看待富人的同时会在猜测：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这么有钱，尽管事实上可能没有。

再一次提醒人们怎样，何时看待钱，是相对地看待钱的作用。人类是刚柔并济的生物，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我们都不能避免和他人的比较，随着富人越来越富，这种相对差距的扩大使我们脸色难堪，比被人得到的少，心理不会很好受，很显然影响到了对幸福的感受。

幸福不是一个人的事

当你在思考如何才能更加幸福的时候，你脑中会那些词汇呢？金钱？或许这是对的，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寒冬的年度，对于正在找工作的你来说，金钱完全可以成为幸福的代言人；房子？这可能也是对的，尤其是对于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你们来说，搭建一个温暖的小窝一定是你们幸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健康？嗯，有什么别有病，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生活和工作的基础。

幸福这个古老的人类终极话题正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你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谈资，而不少心理学家也同样对幸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在努力的寻找着人类幸福的秘密，“幸福不是一个人的事“这个“巨型”研究的主要研究者Christakis博士讲到，如果你所处的社交圈的朋友都很幸福，那么恭喜你了，你会不知不觉的受到你这些朋友或是友邻的感染，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相反，你周围的人们总是唉声叹气在苦恼中度日，我想你的日子也一定不会好过。

这些结论大家都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体会，那些总是叹气感慨不幸的家伙们总是令我们感到无奈，一次两次还好，如果每天都见面不免让我们自己也处在总是打不起精神的状态里。而生活中也会常常看到那些天生的乐天派，他们总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因为很快乐，其实我们没有发觉的是，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使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着生机。

幸福病毒的传播规律

如果幸福是一种病毒，那么，它的杀伤力如何呢? 在文章一开始时提到了，你的幸福可以传递到你所在的社交网络中的第三层，他可以是你的亲人、朋友、邻居甚至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当处在社交网络中的一个人生活很幸福的时候，他的幸福生活状态就有机会将他爱人、兄弟、朋友或者是隔壁邻居的幸福感提升8%—34%。随着社交层的增多，幸福病毒的杀伤力逐渐变弱，能够提升他人幸福的程度会慢慢从平均15%、减少到10%、6%，直到消失。

空间距离也影响了幸福病毒的传播力度。那些千里之外，总是出现在思念中的朋友并不能为我们带来多少幸福的感觉。反之，一位拥有幸福生活的隔壁邻居更能提升你的幸福感。这时你是否不由会想起如今网络社会的流行的交际方式，它是否会改变这个结论呢？别急，让我们看看研究者是怎么说的，Christakis博士在他的另一项相关研究中考察了这点，他发现如果是通过在线的电子邮件的频繁联系或视频聊天，就会减少人们之间的距离感。更有趣的是，人们在如今最流行的Facebook等SNS站点上的自我展示，也影响了幸福病毒的传播。研究者考察了1700份Facebook的个人页面信息，发现那些上传面带笑容的头像的用户，他们朋友的照片往往也都是微笑着的。

不幸的则是，作为一种“病毒”，幸福病毒照样会有阻挡自己的壁垒——工作关系。你虽然会受到自己接触到的人的幸福感染，然而在你的工作关系中，这似乎并不十分奏效。同事的幸福并不能提高你自身的幸福指数，除非你认为这位同事是你的亲密伙伴。研究者认为，或许，这是因为工作关系中的竞争大大的阻碍了人们之间幸福感染。

让幸福病毒来得更猛烈

那么，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对你提高幸福感有什么启发呢？是否应该把生活圈子里那些总是愁眉苦脸的朋友踢出去呢？显然不是。研究者之一Fowler 教授提到：“我感到自己担负不小的责任，我知道我的坏心情和那些很囧的生活状态一定会影响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我会尽量积极的调整，然后将自己最阳光的 一面展现给自己的亲人们“。

或许，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先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然后把你的这种积极幸福的感觉不遗余力的传染给别人，在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因此而受益的时候，幸福病毒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

那你还在等什么——让幸福病毒来得更猛烈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