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司法系统对心理学是比较重视的，从作者本人合作的监狱、司法局、劳教所来看，都有专门的工作者负责。在司法系统，尤其是监狱系统中，心理问题直接牵涉到相关的“改造”待遇。一般来说，“罪犯改造手册”会提到两类特别的：“由于精神疾患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疾患，严重影响改造生活和改造秩序的”。对于两者，“待遇”各不相同。

邓玉娇事件中提到的较多的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一般属于“罪犯改造手册”中的：“由于精神疾患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类。在这一类中，一般包括精神分裂症、幻觉—妄想状态、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精神病、癫痫、冲动性人格障碍、抑郁症、偏执状态、癔病十类。中国目前在此类标准的划分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区别，更多是依据中国自行开发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国际上则较多依据美国精神病学会（APA）1952年组织精神病学家编制成功第一版，1987年开始发表第四版，也就是现在通用的DSM -IV。

那么，什么是抑郁症？什么是双相情感障碍呢？一般来说，司法系统中不少“罪犯改造手册”如此界定：

• 双相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以抑郁发作开始，多数具有抑郁和燥狂的双向发作。
• 抑郁症：主要表现为心境或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以及乐趣丧失。

可以简单地这么理解，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会包括抑郁、躁狂的不间断循环心理障碍。而抑郁症则往往以两月以上的心境低落、穷思竭虑为特征。在临床心理诊断与治疗的时候，抑郁症的优先级往往更高。

那么，什么是心境障碍？在临床心理诊断的时候，无论是双相情感障碍还是抑郁症，一般都划分为心境障碍类别下。一般通俗地理解，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的情绪障碍，无论是悲伤还是兴奋，都比别人的情绪来得更猛烈。

三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那么，邓玉娇本人的情况究竟是如何？从有关报道来看，并不透明。早期报道为抑郁症，而抑郁症患者不太具备攻击性行为。同时根据是否吃药来推论，也较不严谨。中国对于心理科普的不足，使得不少人会误判自己为抑郁症。将抑郁症与其他维权行为绑定在一起，则更是笑话了。而到了今天，则多了一个躁狂症，变成了双相情感障碍。有关部门试图为自己整理一个容易被民众接受的逻辑。至于负责临床心理诊断工作的司法心理工作者，在体制的束缚之下与《国家精神卫生法》长达20多年的难产之下，如何保持专业水准与职业操守，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精神疾病在中国日益泛滥。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周公布了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人数远超预期。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2001至2005年间，抽样调查了青海、甘肃、山东、浙江4个省6万3千人的精神疾病问题，显示有17.5%的成年人至少患有一个月的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所患的精神疾病“中等程度”或“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寻求了专业帮助。调查估计，中国大约有1亿7300万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其中的91%大约1亿5800万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女性最为常见的精神性疾病是焦虑症，男性出现因酒精引发的问题比妇女高48倍。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可能患有抑郁症和酗酒。

对于民众来说，如果2009年年底即将出台《国家精神卫生法》不能保持自身的司法独立性与执行力，那么，在这种人人都可能是抑郁症的局面下，一旦由于利益关系，将精神疾病与司法绑定在一起，那么将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同时真正需要关怀的心理障碍，有谁来关注？

备注：

如何诊断抑郁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呢？目前临床心理工作者使用较多的是专业心理测验，配合观察、对话、认知诊断等手段。幸福课也为大家简单提供了两个比较简单的专业心理测验，《心理健康综合测验》与《抑郁自评量表》，题量较少。感兴趣的朋友自行使用，可以看看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抑郁症程度在全国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临床使用的用于司法鉴定的心理测验，与这两个测验有一定区别，一般对于情绪障碍的诊断，使用题量更大的专业诊断工具为主，同时辅以其他针对具体病症的专项测评工具。

测验一：，《心理健康综合测验》

测验二：《抑郁自评量表》

施瓦茨是一位睿智的思想者，他的畅销书《选择之困境：为何多即是少》剖析了工业时代人类“自由的专制”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广受好评，明天，我们将介绍他在TED的演讲以及这本书。

以下为施瓦茨教授的建议，全文翻译主要参考自心声·箐箐的译文，来自闹类硬的转载。

奥巴马总统为我们规划了如何走出经济萧条，如何稳定金融机构，结束两大战争，并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健康医疗保险的蓝图，但是，还有件事情他没有考虑到，那就是美国需要一个由心理学家组成的顾问团。

这个新机构将与经济议员们所在的顾问团地位平等，并补充其功能的不足。当那些经济学家凑着总统的耳边说话时，他们的悄悄话全都是关于动机、自身利益。于是我们需要心理学家站出来，凑在总统的另外一只耳朵，提醒他关于经济，教育，健康，和其他的内容。

一、关于经济－－理解“非理性”

我们的金融机构哪出问题了？许多的账目凸现贪婪，恐惧和缺少信任。为什么局势如今变得无法控制？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无论怎么说，“非理性的茂盛”和“动物精神”如今已取代风险和回报的理性计算而占据上风。而这并不仅仅是盲目的乐观，或无视市场规律，善用我们的理性大脑。而是，就像乔治·索罗斯指出的那样，这些心理现象是市场效应的一部分，并反过来产生足以改变市场规律的循环效果。他把这称之为“自反性”。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这种现象中的首当其冲者，也绝不是谢幕之人。

在帮助我们理解经济泡沫如何产生且如何预防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提到如何预防“螺旋式下滑的消极期望”并自我实现地炮制出恐惧和经济低迷时期，他们言辞甚少。经济学家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假设人类如何做出理性决策然后付诸实践。格林斯潘最近坦言自己过去假设市场理性高效地运行是个错误。现在的这场危机让我们看清了漠视真实的心理，比如贪婪，恐惧，信任，盲目热情或悲观等等，都会导致危险的后果。经济学家无法帮助我们找到经济泡沫的根源和防治良方，而心理学家顾问团就可以。

二、关于教育－－并不是仅有胡萝卜加大棒就能奏效的

奥巴马总统承诺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一是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这就需要我们招聘并留住一批优秀教师，并找到合适的方法激励我们的学生。而如何实现这个有意义的目标呢？我们的现状是以择校和竞争产生更好的学校，以高薪和考试来造就更好的老师，以经济动机来驱动学生。整个就一堆的胡萝卜和大棒。这些措施足够吗？心理研究显示不！对教师而言，比薪水更重要的是（前提是其薪水是足够生活的，适当的）是工作环境，这个环境应该允许他们与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施展灵活，自主，创造性，并且让教师们感觉到他们是工作在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社区里。以这个视角看来，如今这样用大型考试的分数来培养教师的体制是低效的。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最近风靡全国的飞行员行动项目，节目组付给学生钱，学生们就要在班上表演，拿个好成绩。心理学家顾问团将有助于设计一个鼓励学生去发展自己的专长而非仅仅追求钱的良好环境，同时有助于教师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个真正的事业。

三、关于卫生保健系统　－－理解疗效并掌控慢性病的条件

每个人都应该有医疗保险，这是最基本的必需保障，但并不足够。卫生保健的成本必须降下来。电脑化的医疗记录已经使护理工作能彼此协调并降低了部分成本，但也仍不足够。我们需要帮助病人（和他们的医生）去学会考虑每步医疗程序所涉及的风险和疗效，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耗费，选择适用一些既实惠又性价比较高的程序。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病人们在考虑风险和疗效方面出现过严重错误，而他们的医生居然也犯了一样的错误！！！其实，在类似美国的发达国家，医疗保健的对象更多的是慢性病患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要有效地应对这些症状需要病人的配合，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节食，抽烟，运动，等等），而这些行动往往很难坚持。心理学家顾问们将会为您创造出一份如何衡量各种治疗的风险和疗效的范本，有了它，您就可以大大降低对医疗程序的误解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同时，还有助于发展出使病人更积极配合保健的干预办法。

四、关于环境－－去做吧，因为这是正确无疑的。

传统从经济动机出发的手段比如投资税减免，能源税，还有污染费等等也许有助于减少我们对环境的损害。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聚焦于这些措施，就有可能忽视了一个号召市民们一起做好事的绝佳机会。不是因为其他什么，仅仅因为保护环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件好事情。说实在的吧，我有证据证明动机会降低人们做好事的意愿。在瑞士一份调查市民们关于在小区里设置核放射垃圾回收站的意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不涉及动机时有50％的市民是同意的（包括勉强同意的），在涉及明确动机时只有25％的人表示同意。作为履行市民的职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小的行为来改善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环境大难题。心理学家顾问们在这时候有助于如何巧妙地号召市民们履行自己的责任。

五、超越GDP

最后，让我们来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公共政策是用来干嘛的？我们致力于增加公共福利，但公共福利中包涵了些什么内容呢？在经济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绝大部分目标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增加人均GDP。这个目标的影响是把双刃剑。第一，我们假设如果人们更加富有，他们将更能自由地选择事物和活动来满足个人的福利。我们（联邦和政治家们）并不需要亲自为他们选择。所以财富成为世间万物的代言人。第二，GDP是可衡量的。但就像一个醉汉低头在路灯下找车门钥匙，尽管他是在其他地方弄丢的（因为只有那是有光亮的地方），如果你用错了衡量的东西，这根本无助于你衡量在梦想路上的距离。如果你达到的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这也无助于让你离真正的目标有所靠近。心理学中大量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某些公共福利政策的确有所裨益，但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实践中某些意图提高生产力的政策反而降低了幸福感。心理学家顾问们在这又能派上用场了。通过设计一个“国民心理账户”，我们能够比以往的人均GDP更准确地衡量幸福感。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烈期望着奥巴马政府将带领我们回归对知识和经验的敬重。政府的代理人不应该再是谁谁谁的亲戚，或者是那些“闭着眼睛就知道该干什么”的家伙，或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思想家，而应该是一些尊重证据的有识之士。如果在现存的机构中引进所谓的专家却只是让他们凭个人直觉而非知识来制定政策，而忽略了可以为这些政策添加动力的心理专家意见，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

创建一个由心理学家组成的顾问团已经拖延了很久了，现在正是时候。

最新消息：不幸之中的万幸，听说大楼正在装修阶段，希望没有人员伤亡。

先来看一段视频

凑热闹是人的本性？

人类对于新异刺激总是充满好奇，如果有同学读过彭聃龄老师那本经典教科书《普通心理学》的话，一定不会对下面这幅图一定不会陌生。

参 加测试的几位老兄，被要求每天24小时躺在有光的小屋的床上，时间尽可能长（只要他愿意），在心理学家的监督之下将人体的各个感觉器官通道进行封闭。可能 你会觉得躺着什么也不干是件幸福的事，不过在剥夺你的一切感觉之后，尽管报酬很高，却几乎没有一个参与测试的人能够坚持三天以上。

这其实恰恰说明外界刺激对于人本身的重要性，而新奇刺激不断唤醒机体所不可缺少的。在CCTV配楼着火的视频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录像的先生在发现火情之后第一反应是：“走，去看看”。

我 们从刺激的角度上讲，CCTV的这场大火发生在元宵节晚上，火势很大，又在北京的繁华地带，围观群众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整个场景集中性的充满了新异刺 激，可能在很多不知情的人眼中更像是一场大的焰火。凑热闹其实凑的是刺激集合。所以人们最初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哪？有个孩子喊“北京电视台”（实际是中央 电视台），录像的先生在说“什么声阿，这是什么声阿！”“这是什么楼啊？”每一种新异的刺激出现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凑热闹”中我们的表现

1 旁观

松 鼠会的0.618，在第一时间说明了凑热闹中人们表现的问题，说简单一些，就是在一些紧急的事件当中由于有他人在场而产生的对救助行为的抑制作用。旁观者 人数越多，抑制程度越高。产生原因主要有：由于众人在场，社会责任被分散；个人不能确定该怎么做，想看看在场其他人怎么做，而其他人也有类似想法，等等。 危机现场中人数愈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反而愈少。此现象为旁观者效应。详见：你还在看热闹吗？

2 归因

人们虽然不都是科学家，但也总有凡事问个为什么的好习惯。楼是怎么起火的，人们都有自己的猜测和归因，最直接想到的某过于烟花爆竹，据某新闻称，过年期间 因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占全国总火灾数目的一半左右，这不能不说是最为可能的一个因素？还有人说是由于电路问题，他可能更多的想起了刚刚发生不久的武汉大 火。

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说明了，人在归因时并非总是按理性行事。D.卡内曼和A.特威斯基(1973)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将人看成是认知经济学家，即在归因上注意节约能量，走近路达到结论。可得性启发法指易于进入头脑的信息往往被利用。如果问你班上哪个同学影响大，那么你首先想到的是那个人往往被认为影响大。可得性启发法可以解释归因上观察者和行动者的差别。对于行动者来说,情境是突出的,对于观察者来说，行动者是突出的。突出的东西容易被记住，从而容易回忆起来。这个例子也说明突出性影响归因，突出性使观察者倾向于个人归因，而行动者倾向于情境归因。

为什么会有人幸灾乐祸？

1 没有亲历过火灾，刘未鹏同学在新发文中曾经写下如下文字：

“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 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 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 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 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 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 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 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这些人似乎不清楚火灾是要死人的，是财产和人员的一种巨大损失，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人并不能感同身受的去考虑火灾中人们的感受，如果将自己置身其中不知道还能不能画出这样的画来？

2 对不确定的期待

关于cctv着火，有人拍手叫好，就像当时五角大楼被撞时的那群看客一样，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对于cctv的进一步行为很感兴趣，cctv作为中国 最大的媒体以及我国政府的发声器，在多年来都是在报道和其他人有关的新闻，而这次的大火和cctv本身所代表的身份密切相关，也构成了一件“必须要发生的 事件”，就是cctv对这次大火的报道和解释。

而对于处在一个中小城市或乡村的中国大多数的“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强烈的经济大变革，去仔细的观察周围的人们，人们还是走进了影院去看《非 诚勿扰》，依旧在超市买成箱的牛奶；再去倾听街边人们的谈话，看看那些总是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似乎他们在这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 寒流中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你让你的朋友认真的把他一天的心情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你将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把整天的时间全花在对经济的沮丧和失望上，与此相反，他们大多都全神贯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交通、餐饮、家务、信用卡的期限、约会以及争吵。

那么人们是如何在如此糟糕的负面信息环境下，保持这种相对正常甚至乐观的心态的呢？

有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当不幸仅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时，例如只有你的薪水削减，你做了一个愚蠢的投资，或者你丢掉了自己的工作，这时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当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陷入相同的困境，那么你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事实上，人类对于自己所处的相对地位或者身份是十分在意的。有一个著名的试验持续了十年，就如其所展现的那样，人们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年薪五万美元 的环境中（此时其他人只能挣到两万五千美元），而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年薪十万美元（此时其他人都年薪二十万）的环境中。沿着这个线索，英国的学者么研究发 现，人们很乐于放弃自己的一部分钱而使其环境中的他人蒙受损失。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结论展现了人性的阴暗面，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们揭示了人性的真实。我 们更关心社会比较，关于地位，关于等级，关于所谓的头衔，而不是银行户头上的几个数字。

例如，心理学家们也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个人失业了，如果他生活在一个高失业率的地区，那么他受到的打击会小一些；一个过渡肥胖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满是与 自己同体型人的国家，那么他受到讽刺时的心情会好一些；一个与健康状况不好或肥胖人结婚的人，如果联系上自己的健康状况或体型，他会好过一些；如果一个人 失业了，此时配偶也已经失业的人会比那些配偶还有工作的人快乐许多。

当然这些仅仅是考虑心理因素在特定的情境中所得出的结果，毕竟物价始终上扬之时，人们即使都是一样的穷也绝对不会有快乐的，那么也趁着在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的时候，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新契机，每天快乐的生活。

本文改写自：When Everyone Loses

自从标准出台之后，引起了网民的非议。其中，大家集中攻击的地方在于，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上网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3个月。

网民们通俗地理解，就是，一觉醒来，成了精神病了。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之下，绝大多数网民的上网时间每天很容易超过6小时。另一方面，由于 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明确规定，网络成瘾去精神科而非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治疗，同时规定了网络成瘾治疗方案的知识产权归属标准制定方， 其他组织机构如使用方案，均属侵权，存在商业利益寻租嫌疑，导致了进一步的争议。

抛开商业与政治的是是非非，站在心理学的学术角度来讨论，我们真的需要《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吗？

我的答案是不需要。

首先，直到今天，DSM -IV并没有出台任何关于成瘾的有关条文。

DSM-IV全称是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2der – IV，中文全称是，《心理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它是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PA）1952年组织精神病学家编制成功第一版，1987年开始发表第四版，也就是现在通用的DSM -IV。

由于从1980年正式出版的第三版开始，DSM包括了一整套翔实的临床诊断标准，使得DSM快速流行起来，成为当今世界上主流的精神病学的事实上的世界标准。即使是中国自行开发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目前也日益出现朝DSM-IV靠拢的趋势。

DSM-IV配套资源的完善（有着非常丰富的软件、教程、测验、治疗方案），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各国心理学者往往也会优先考虑使用DSM-IV而非本国自行开发的标准。

作为一项事实上的精神疾病诊断的世界标准，DSM-IV代表着心理学、精神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合并某些病症，取消某些病症，新增某些病症，均代表着某一特定时代的科研成果。

在学术意义上，”成瘾”是指对某一物质或刺激物的病理性使用或滥用。然而，DSM -IV并不存在关于”成瘾”的描述，从未使用”成瘾”来描述人们对物质或者某一刺激物的滥用。比如，DSM-IV存在酒精依赖，但是并不存在”酒精成瘾”的描述。

因此，在心理学界，与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Young,1996）的通俗称呼相对应的是，对于网络成瘾更学术的称呼是：”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作为一项国内标准，如果希望得到国际精神病学界的认同，我们至少应该采取与国际主流标准相类似的学术体系，比如，应该制定的是《病理性使用互联网诊断标准》，而非《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标准制定者本人，也承认应使用PIU而非IA这种通俗意义上的术语，那么，为什么还称之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呢？难道DSM-IV可能为了引入中国学者制定的标准，而将所有的”依赖”而换为”成瘾”吗？

其次，标准应该反映的是研究者公认的研究结论。

找出一篇2001年，我当时主持的一项课题《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一篇论文《网络成瘾的剖析》（全文阅读，参考：http://www.anrenxinli.com/research/articls/wangluochengdepoxi）。其中，提到了网络成瘾的分类，在此部分，参考了国际上最早研究网络成瘾的Young的分类，将其分成以下类别：

1、网络性成瘾(Cybersexual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要么沉迷于观看，下载和交换色情作品，要么在成人幻想角色扮演聊天室中乐而忘返。
2、网络关系成瘾(Cyber-Relational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将全部精力投注于在线关系或是虚拟偷情之中。在线朋友很快变得比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更为重要。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导致婚姻不和与家庭的不稳定。
3、网络游戏成瘾(Net Gaming)。此类成瘾者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花费在网上赌博，游戏，购物和拍卖等活动之中，并且往往丧失工作职责，破坏重要的人际关系。
4、信息收集成瘾(Information Overload)。此类成瘾者花费大量时间致力于在网上查找和收集信息，伴随有强迫性冲动倾向和下降的工作效率两个典型特征。
5、计算机成瘾(Computer Addiction)。此类成瘾者沉迷于电脑程序性游戏以致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工作。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则将网络成瘾分成，

一、网络游戏成瘾；
二、网络色情成瘾；
三、网络关系成瘾；
四、网络信息成瘾；
五、网络交易成瘾。

显然，国内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参考了Young等人的分类，对应起来，我们会发现国内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提及的”网络交易成瘾”与计算机成瘾(Computer Addiction)有所冲突。那么，究竟谁的划分更科学、更合理呢？显然，存在争议。

同样，关于”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的测评上，照样存在大量学术上的争议。最早研究PIU的研究者Young基本上是参照DSM-IV对物质依赖的测评标准，制订了网络成瘾的8条 衡量标准。这8条标准引用如下：

• 你是否沉溺于互联网？
• 你是否需要通过逐次增加上网时间以获得满足感？
• 你是否经常不能抵制上网的诱惑和很难下网？
• 停止使用互联网时你是否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和不良的生理反应？
• 每次上网实际所花的时间是否都比原定时间要长？
• 上网是否已经对你的人际关系，工作，教育和职业造成负面影响？
• 你是否对家人朋友和心理咨询人员隐瞒了上网的真实时间和费用？
• 你是否将上网作为逃避问题和排遣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

Young代表了PIU诊断的最早标准，侧重的是PIU引起的行为和情感症状。之后的研究者，如Davis等人，则强调PIU引起的非适应认知 症状。台湾的陈淑惠与大陆的雷雳，则试图将知情意以及PIU引发的不良后果，都包括进来。这三条测评路线，都是以来访者自诉为主，填写自评量表。新一代的 研究者，则更注重非自评式手段的测评，比如，重心放在比较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的时间知觉与脑电图上。

如上所述，PIU作为一项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它的分类，还是它的测评，并没有形成共识。作为一项将在未来20年内，指导一线工作者使用的标准，引用并不成熟的研究结论，并不妥当。这或许是DSM-IV尚未正式公布PIU有关条款的原因。

最后，《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出台弊大于利，并不符合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心理学向来以负面的心理状态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抑郁”、”焦虑”、”分裂”为主题的论文在心理学文献中汗牛充栋。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心 理学家开始意识到，除了减少人们的消极情绪，心理学还应该增加人们的积极情绪；除了帮助病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理学还应该帮助正常人过上更好、更充实的 生活。于是，一门名为”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学科应运而生。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本质上与”抑郁症”诊断标准是属于同一性质，仍然侧重的是人们的消极行为。考虑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消费者往往是家 长，而家长在强势媒体与强势医院的诱导之下，对自己的孩子贴上一个精神病的标签，弊大于利。同时，PIU的绝大多数问题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孩子自身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家庭小环境这个生态链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让幼小的孩子来承担这一标准，显然不合学术常理。

如果将PIU当做一个因变量来对待，我们会发现，多数原因并不在于孩子自身，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还给孩子贴上一个”网络成瘾”的标签，这究竟是鼓励孩子破罐子破摔–”反正，我都网络成瘾了，更应该玩游戏”，还是真正为孩子的身心发展着想呢？

与DSM-IV相对应的是，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发现人们的优势而非心理疾病，前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赛林格曼等人牵头编制了一整套人类优势识别器。既然，抑郁难以避免，我们为什么不关心人类的幸福感、幽默呢？

同样，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近来的研究者更关注与PIU相对应的概念–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朋友郑思明在她的博士论文《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详细研究了此问题。

在对52名来自《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出台的研究基地的”确诊者”与正常人群进行质性研究之后，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将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划分为一个”四分型”的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同样，研究发现，一些促进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相关因素，如下图所示：

可以说，与其制定《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不如思考如何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上网行为，制定健康上网行为促进体系！

备注：

1、一个小广告：由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雷雳博导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行为量表》（文献可参阅《心理学报》），作为一个较好的衡量PIU的测评工具，已将版权授权于北京安人测评技术有限公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安人公司（http://www.arcp.cn）进行研究或咨询使用。

2、陈猛（2001），网络成瘾的剖析，北京安人测评技术有限公司内部资料。这篇文章详细综述了网络成瘾的学术渊源与相关建议，全文下载与阅读，敬请参考：http://www.anrenxinli.com/research/articls/wangluochengdepoxi

3、最早研究网络成瘾的Young：http://netaddic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