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洋溢在你的笑眼里：“太好啦，这下你可以发挥专业特长了！”

“嗯呢，面试时我那个紧张啊，人生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我郑重地说道，“也亏他们是国际学生办公室的，看惯了英语烂的人。之前以为只是去看看片子，结果还问了一堆很烦的问题，我胡吹乱跑一通，他们就上当了……“

“呵呵，人牛不怕英语烂。“你照例拍拍我的肩，一脸轻松。

“关键是人不牛，英语还烂。”我赶紧解释，“昨天面试后，我觉得肯定没戏了，结果今天跟我说上了。我估计是没人报名吧，这个职位只给国际学生，所以我觉得报名的人肯定很少。“

“嘿，你怎么又来了？！不要滥谦虚！！！“你骤然严肃起来，随即叹息道，”中国人果然是习惯贬低成功、强调失败，自我批评、督促进步。“

“呃？那——西方人习惯怎样？“我忽然来了兴趣。

“反面咯，强调成功、回避失败，自我肯定、步步为‘赢’“。你还真是喜欢四个字、四个字地拽文呢。

“具体说说呢，有证据没？“我将信将疑。

“嗯，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东亚和欧美之间有很多证据的。先说个对小日和老美的研究吧，让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完成相同的任务、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失败后，小日犹豫的问题是‘我的表现不会比其他同学好吧？’，而老美犹豫的问题是‘我的表现怎么会比其他同学差呢？’ 当他们同样地遭遇失败时，小日倾向于认可任务是重要和有鉴别力的，而老美则完全否认这一点。小日在失败后比成功时的坚持性更高，老美则又相反。“

“大概老美都自我感觉良好吧。”我似乎有些同感，“且不说老美了，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都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你看他们打篮球的时候，一上场就煞有介事地‘指导’大家组织进攻，神情激动地催促队友传球给他们，可是一旦拿到球，也不管形势什么样，除非自己胡抛乱扔地把球弄丢，绝对不会再把球传给别人。’中土’的孩子打球反而是太过‘谦让’，更常见的对话是‘刚刚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投呢？’‘我不行，还是传给你好。’ 这也成问题。你说，这样的文化差异，如果从效果分析，哪一种更有效？“

“其实，也未必要争个孰优孰劣，只是适合不同的文化罢了。在中国，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美国，骄傲催人进步，谦虚错失机会。东亚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看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对成功的敏感性低、对失败的敏感性高，因为失败告诉我们哪里会需要改正。你想想小时候，如果意外地考了个好成绩回家，你爸妈是什么态度？如果考砸了，他们又是什么态度？“

“嗯，想想啊——考好了吧，比如90分，他们会问最高分多少、比你高的有多少、怎么没有考得更高、错了什么不该错的……即使考了100分吧，他们也会觉得这是应有的水平，可不能骄傲，还得保持，还得更努力。”看你频频点头，我继续说道，“如果考砸了，则免不了会说‘早让你多用点心，别看那么多电视吧。’‘看你多粗心，错这么些不该错的地方，基础还是不扎实啊，还不要多做点题。’之类的话。”

“嗯，研究者通过问卷、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结论也基本一致：大陆、台湾和日本这些东亚的妈妈们对于孩子的表现、尤其对于失败，格外强调努力的作用，而对于孩子的成功则轻描淡写，生怕随之而来的自满会削弱孩子继续努力的动机，也担心自尊心太强的孩子在失败时容易受挫，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在欧美社会，自尊心、自信心被看作是成功和幸福的关键，欧美的妈妈们把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为主要的教育目标，在日常生活中高度地鼓励和强调，认为这些是令孩子在失败面前保持勇敢和执着的护身符，家长的任务就是通过给孩子提供积极的反馈来保护和建立孩子的自尊、自信。”

“这么说，两种文化中对于成败的不同价值观，通过家长的教育，进入我们的思维体系，左右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和认识咯？”

“嗯，这是当前被普遍认同的一种机制。比如有关讲故事的研究发现，东亚的妈妈们常带着更多的教育性，向孩子传达不听话或者犯错误的后果；而欧美的家长倾向于肯定孩子、回避失败。从北大毕业后到康乃尔大学研究‘自传体记忆’（就是关于个人成长史和自我体验的记忆）的王琪老师发现，在可以追溯的最早记忆中，中国孩子往往是对日常的共同生活事件进行简单的描述，没什么感情色彩；而美国的孩子则会以自己为叙述中心，侃侃而谈具体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记忆内容。”

“未必吧，我比较早的记忆中，情绪还挺跌宕起伏的：2岁左右上的幼儿园，哭着闹着不肯去，被架在爸爸的自行车上后无计可施，绞尽脑汁地佯装听话，乖乖地提出自己下地来走，脚一着地就像脱缰的野马，撒开腿就往家跑，被老爸追的那个惊心动魄啊……”

“呵呵，他们的发现是基于群体的大样本水平，相同文化中个体间的差异肯定也有。有兴趣你可以多问问身边的朋友，看看大家对自己最早的记忆是些什么内容。王琪发现美国孩子最早的记忆能追溯到3岁半左右，中国的孩子大约晚六个月，也就是在四岁左右。与美国家庭相比，中国的亲子对话以及孩子自己的叙述中，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涉及都多得多。”

“真的假的？我们的教育有这么严肃么？”

“没有比较很难有体会的吧，以后你可以留意看看。”

“哦，好吧。”我默默地点点头，“坦率地说，和一个学心理学的讨论问题，有时真的会比较郁闷。”我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不过，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心理学学生的认识。以前对心理学的认识基本是狭隘的，会认为对方在暗处，而自身在明处，这种自认为的不平等对话，会让自己的语言有格外小心的对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自身的束缚，所以说会郁闷，尽管事实往往与自己的感觉不附……当然，我认为这种心理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反映。”

“各个专业都会影响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的联想罢了。”你并没反对我的说法么，“在我看来，对别人进行分析和推测的倾向并不是心理学人专有的，你肯定也遇到过不少喜欢根据自身经验去解读不同年龄、地域、专业或职业的人。我反而以为，心理学人应该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主观判断，所谓的‘第三只眼’，因为对‘刻板印象’和‘标签作用’的危害有更多的认识，推断的同时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机制监控着自己：不要武断、不要轻易下结论。”

“好吧，今天的对话深刻地教育了我，第一，不要卖弄谦虚，第二，不要卖弄深沉，第三，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我试图配合地做个总结。

“呵呵，很好，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汗…”估计你也是深深地中了说教的“毒“，动不动就给我来一棒。

“别汗啦，我们都一样，文化的烙印、教育的影响，摆脱不掉的，扬长避短就好啦。出来混，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增强信心才好！“

“好好好，轻松愉快比较好！“赶紧趁势收住，省得再被你教训。再有价值的知识，还是得有好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参考：

Ng, FF, Pomerantz, EM, & Lam, SF. (2007).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parents’ responses to children’s success and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respon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43(5), 1239–1255

Contrast of US/Chinese memories shows impact of culture on self-concept

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

在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患者面对破坏体形的手术、痛苦的化疗和死亡的恐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泰勒观察到，与其他患者相比，那些积极“自我安慰”的妇女在应对中表现出了更好的适应。

泰勒发现，有益的错觉使患病的妇女萌发了做三件事的愿望：

• 了解患癌症的原因以及癌症在她们生命中的意义，获得控制感；
• 掌握自己的病况，掌握自己的生命；
• 面对悲惨的经历重建自己的自尊。

下面是她对这三方面的的具体观察。

一、尽管乳腺癌的病因连医学家们都不能完全了解，然而，那些积极错觉的妇女中有95%的人相信她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患上了癌症。有的人抱怨不幸婚姻给她们带来的压力，有的人提到了遗传、误服避孕药以及不合理的节食。甚至还有人提到“那是因为她又一次被‘飞盘’撞到了胸部！”。她们对病因的“了解”似乎让她们心理上好受了许多，这可能会让她们感到“命运并不无常”，自己并不是命运的“弃儿”。

还有许多妇女觉得，她们得了癌症之后某些方面使她们生活的更好。有的妇女说“你会发现，亲情——你所认识的人和你的家庭——才真正是你拥有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不过就那么回事”，有的说，“得了癌症之后，我每天能够感受到更多！朋友们送来的一束玫瑰，早晨起床时听到的清脆的鸟鸣，都让我感到生活如此美好。”

二、患癌症带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抗拒这种感觉，三分之二的妇女表示坚信，如果她们正确思考，正确行动，她们就有能力抵御癌症的复发。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认为如果你感到你在控制它，你对它的控制达到某种程度，你就能完全拒绝再患任何癌症”。

三、突如其来的沉重疾病往往会削弱人的自尊心，虽然她们并没有过错。通过和其他人的对比却有助于她们重建自尊。一位妇女这样评价自己和病友：“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得非常好”“有些妇女不够坚强，她们崩溃了，变得心神不宁”。

很显然，错觉促进了那些妇女的积极自我调适。那么，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是什么呢？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基金的资助下，泰勒和她的同事们对艾滋病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跟踪研究。

对艾滋病患者的研究

1992年，泰勒的研究比较了550名检验过艾滋病毒(HIV)的男同性恋者，其中一半人检验出HIV阳性，另一半为HIV阴性。虽然HIV阳性的人患艾滋病的可能性比HIV阴性的人大的多，他们当中却有更多的人“相信”自己将不会得艾滋病，如有的认为“我不会得艾滋病，因为我已经具有一种免疫力”，还有的认为“比起其他同性恋，我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更有能力消灭艾滋病毒”。

虽然他们的这种“相信”是一种错觉，但他们确实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和那些悲观者相比，他们的苦恼水平较低，有益健康的行为（如健康的饮食、锻炼、睡眠充足）也更多。

近年的研究中获得了更大的突破。除了跟踪研究中发现积极错觉的艾滋病人存活的时间更长，生活中的感受也更丰富外，临床上的生理指标也表明：与那些接受现实的艾滋病患者相比，存有积极错觉的患者身体内有更多良性的CD4 T淋巴细胞和更少的艾滋病毒！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发现。它和当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当代医学已经不再固守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而普遍地意识到，精神和躯体或者说是心与身体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共同作用于人类个体的全部活动。

减轻死亡焦虑

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中指出了积极错觉的另一个益处。他认为，思考死亡的能力会引起人们的存在恐惧（existential terror），于是内心很大一部分将用来应对这种恐惧。贝克尔认为人类对自己品德、力量和价值夸大的“积极错觉”使生命充满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恐惧。

92年心理学家格林伯格（Greenberg)对此进行了验证。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以积极的语句描述一部分参加者的个性，如“你的个性很有力量”；而以中性的语句描述另一部分参与者。然后，在所有的参与者都看一段死亡主题（如尸体解剖）的录像后，对参与者进行焦虑测量。

结果表明，那些得到积极个性反馈的人看完录像后焦虑程度远远比获得中性个性反馈的人要低。也许，正如贝克尔本人所说，人类如果没有对自身力量和价值一定程度的“夸大”，个体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恐惧和焦虑，并由于意识到自己最终会死亡而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与错觉共存”。（Becker,1973）

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错觉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前期的儿童是相当自我夸大的。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远远地超出了他们实际的水平，“似乎什么都难不倒他”。但请不要小看这些可笑但是非常积极的错觉哦，儿童心理学家比约克荣和格林（Bjorkund & Green）认为，儿童期的“积极错觉”有利于儿童语言的获得，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和运动技能的发展。“对自己能力不现实的乐观看法……对自身局限性的无知使孩子们乐于尝试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行为。”

成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表现的没有这么直接可爱。比如一个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非常乐观，人们总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他人的未来更好（如有幸福长寿的人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不会遭遇严重的事故等等）。虽然将来不可预期，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将比别人过得好显然有一点“错觉 ”，呵呵，然而这个错觉确是有益的，它让人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将来。

积极错觉还常常和创造性、建设性的工作有关。那些认为自己能力强（实际情况可能不然）的人在工作中更努力，也更有恒心，通常表现也更出色。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这么总结道“过分虚假的判断的确会引起一些问题。然而，对自己能力的乐观评价如果与可能的情况差距不是很远的话，是有利的，倒是真实的评价会限制自己。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倾向于高估，这也许是个优点。因为如果他们总是如实评估的话，他们将很少遭遇失败，但也不会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超越平常的表现”。

人类的心理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一般情况下，准确地评估自身和客观的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和适应。然而有些时候，积极的错觉让我们更积极地面对世界，改变现状。特别是对严重疾患的病人来说，积极的错觉降低了他们的死亡焦虑，提高了患者的控制感和自尊，也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治疗和自身康复的过程。